【编者按】艾伦·赫尔曼（Ellen Herman）的《精神病学、心理学和同性恋》（Psychiatry, Psychology and Homosexuality）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医学界对同性恋从病理化到非病理化的认识过程。该书指出，除了争取科学界的合作与支持之外，同性恋社区的积极参与是打破精神病学界对于病态定义之垄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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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怎么不同
第１章：走向正常
第２章：同性恋定义的历史演变
第３章：弗洛依德的革命
第４章：同性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５章：金赛性学报告的由来和历史影响
第６章：科学的启迪推动宽容
第７章：起因和治疗的早期研究
第８章：成为自己的专家
第９章：离开沙发 走上街头
第10章：非病理化的政治斗争
第11章：对非病理化政策的强烈反应
第12章：建立自己的心理学
第13章：天堂之惑
第14章：常规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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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怎么不同
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到底是怎样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否足以支持以下的普遍看法，那就是他们形成了一个亚文化，在群体意识、行为及社会组织方面与主流文化迥然相异？宗教、地区、阶级、种族、年龄和性别方面的各形各色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中心区域”。考虑到这点，“主流文化”本身就难以定义，而当我们将此讨论（我们正应如此）从美国的范畴扩展到全球之时，有关定义的问题便进一步复杂化了。
有关“不同”或“古怪”的程度的问题会有诸多争论，这在男女同性恋圈内圈外都是如此。这一问题没有简单答案。当然，人类在抚育、亲密、支持及爱的基本需要方面拥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如此广泛，足以使那些人们分割开来的亚文化之间的差异显得无足轻重。
此外，哪些不同受到检视，这通常并不明确。假如我们将讨论局限在色情与爱欲之取向，那么同性恋者受同性所吸引，这显然是一种不同。但从此会派生出更多别的不同吗？保守的同性恋者倾向于认为，除了性欲取向之外，同性恋者是“平常人”──与别的所有人一样。
但激进的同性恋者则会驳斥以上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同性恋者们有着特殊的历史，这一历史造就出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有些中产阶级白人同性恋者否认他们的经历不同一般，否认此经历引起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不同。激进派进而认为这些人患有“假意识”症，他们比
他们自己愿意承认的更为不同，床下床上都如此。
如果问普通人：怎样识别男同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可能的答案会是：男同性恋者“娘娘腔”，女同性恋者是“悍妇”，或者称男女同性恋者不是“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也即是他们不符合约定俗成的关于性别的文化标准。也许因为这些人难以“蒙混过关”，历史上“相公”同“悍妇”的确是同性恋者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群。日积月累之下，在大众心目中他们便成为所有同性恋者的指代语。
然而，即使在男同性恋者常常充当阳刚十足的健身汉，女同性恋者们涂脂抹粉、悠然翩翩地炫耀其阴柔把戏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申辩说，无论他们采取何种行为方式，同性恋者仍是无可救药的与自然性别背道而驰的人。掩藏在许多肌肉健硕的同性恋躯体里的是毫不典型的敏感而柔情的男人，在粉袋与裙袍的下边是不同寻常地强壮而过份自信的女人。
激进的男女同性恋者自我醒悟屏弃传统性别角色，这一挑战非同小可。同性恋者形成的各式关系和家庭形式使这一挑战愈为激烈。典型的男或女同性恋伴侣不以通行的两极化式的“丈夫”与“妻子”角色来划分家务、观点或需求。同性恋伴侣们通常是双职家庭，在这种家庭里，平等享有权利与责任始终是理想，并且常常是实践。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尤其是女同性恋者）决定去抚育孩子，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需要爸爸来管教，或者不需要以妈妈为情感支柱。
说归说，要具体阐明男女同性恋者生活中各种组织结构如何偏离主流社会的中心文化意识，这在当前仍然很困难，因为同性恋世界极其多元化，一名生活在南方小镇的黑人女同性恋者与纽约富有的白人同性恋广告主管之间，或者说变性人与前述两者间有多少相同之处，这尚不令人感到清楚。
打个比方。文学评论家们普遍地并且很有把握地将“犹太小说”指为写作上一种独具风格的体裁。然而，究竟为何要准确地说明是什么具体特徵将此类小说与诸如约翰·阿普蒂克的书区别开来时，这些评论家们通常又返回到含糊不清与笼统划分的定义，说什么“犹太”小说的特徵是它充斥了“一种严肃的、抱怨不休而厄运笼罩的幽默”。
男女同性恋亚文化（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他们是多层次的，有时是互为相左的）不同于主流文化模式。如果要编列出一份精确而全面的不同方式的清单，就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名风趣之士将这场无休止的论争这样总结道：“不，根本没有同性恋亚文化一事。可是，它对主流社会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换言之，人们有时可以感受到陌生或异常事物的存在，但无法完全讲明其属性特徵。
即使我们能就男女同性恋文化是处于边缘还是远离主流达成共识，我们也不得不继而说明那些不同之处。它们是源于长期来为对付压迫与隔离所形成的策略吗？或者说它们主要起因于某种内在的、生理构造，如“同性恋基因”等？例如，这种基因首先创造出异乎寻常的人，这种人随之与别的同类们集结一起，创造出一系列崭新的组织机构。
这套连锁系列丛书《男女同性恋者生活话题》，旨在探讨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和习俗的“不同”的实际程度。它在广泛的领域里就男女同性恋的经历与表现──从婚姻到养育、历史、政治以及精神和宗教信仰──提出了详尽的讨论。它的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充份翔实的信息，以便他们能就男女同性恋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极大地偏离主流文化标准而做出自己的结论。
不管结论如何，我们应该始终牢记，不同既不是残废也非缺陷。它是另一种形式，一种毫不欠缺的形式。观察（和生存）的不同方式能给长久以来已经僵化的传统模式注入新鲜活力。不同的观点与见解能够即刻暴露出传统道德观念的狭隘，并为拓展与创新传统的视野提供良机。
在二十世纪，精神病学成为了什么是“正常”或“健康”的性行为的仲裁。尽管声称是一门“客观科学”，精神病学实际上一直不断地在调整其有关“正常”的定义，它通常是顺应变化中的公众道德观，而非受到新的数据的启示。
埃伦·赫曼的书全面而细腻地阐述了精神病学在观念上的变化，以及它们对同性恋者的自尊所造成的影响。直到大概最近的二十年里，主导的观点将同性恋行为视为病态，并为同性恋情无爱可言的。大多数同性恋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观点，结果导致了莫大的痛苦与自憎。他们责备自己而非对他们的“变态”的社会压迫。
赫曼以一位学者对证据的慎重态度记述了这段历史。她浅显易懂的散文风格让人们明晰地了解这一复杂事件。从本世纪初将同性恋视为严重的“性倒错”的观点讲起，她追溯了观念的进化发展，这一进化终于使美国精神病学会在1973年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删除。
这其间的五十年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定义：“性发育固置”、“异常偏离”、“素质型同性恋与环境型同性恋”等等。这期间还出现了众多传说的“医疗方法”，许多方法近乎野蛮──厌恶疗法、阴部与大脑手术、激素与药物治疗。赫曼巧妙地将这些变化的观点与治疗方法放置于流行意识的范畴里，这些意识是有关什么被认为是“正常”的性别行为。
她做的远非如此。她分析了性学家们的研究作品──从佛洛伊德、金赛、尔温·布伯到艾弗伦·胡克──他们的思想对建立或废除现行的评判范畴证明是极具影响的。她揭示了人们如何逐渐了解到自憎与神秘造成男女同性恋者超乎正常比例的青少年自杀与成年酗酒。导致自憎与神秘的元凶不是同性爱内在的任何特徵，而是社会污辱本身。
读了埃论·赫曼洞悉事理的书，人人都会对这些五花八门的理论与疗法在同性恋者中产生的伤害略见一斑。读者还将了解为什么激进的同性恋权益者到了1960年代再也无法忍受专家们的自鸣得意，更无法抑制对他们的虚伪高涨的怒焰，终于揭竿而起，就同性恋的“意义”和社会地位的正统观念发起挑战。正是这些早期的同性恋解放运动者，他们中的许多并没有接受他们是病态的观点──建立起对立的模式与政治压力团体，帮助改变了精神病学的观念。
一旦同性恋者们开始视自己为自身生活的专家，现代同性恋政治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精神医学中仇视同性恋者的暴政便寿终正寝。赫曼警告我们说，这并不意味着反压迫的斗争已大获全胜。一些心理学家仍继续鼓吹对同性恋进行“医治”，而在某些地方精神病机构中治疗仍在进行，尤其是对青少年。
总的来说，如赫曼所称：“大批专家们目前认为同性恋是可行而健康的性倾向，并将男女同性恋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归究于反同性恋的歧视与社会政策，而非同性恋本身。”而她也警告道：“石墙运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许多心理学家仍未调整过来。”争取接受的斗争是持续不断的；埃论·赫曼的书生动地讲述了原由。
第１章 走向正常
我正常吗？对现代美国的同性恋男女而言，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从来就不简单。有时它掀起自憎的浪涛，有时它又激起自我接受的希望。同性恋被认为是“正常”或“异常”、“健康”或“病态”，使同性恋者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彼此，造成着极大的不同。同性恋者们怎么看待自己改变了他们的所想和所为。正常与非正常的区别便成了隐密与公开的区别，也是隐藏在耻辱里与行进在骄傲中的区别。
“假如我能是正常的话”，一名芝加哥的同性恋男子不久前悲哀地写道：“我会即刻接受这一选择。”当他使用“正常”一词时，他指的是和异性恋联系在一起的为人称赞的情感、意识及性健康。作为一个目标，正常化是文化所强制的、非个人的。人们不会像他们对这种或那种食物培养出兴趣那样去选择成为正常或异常。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被接受为正常已经进而等同于表现良好、正常甚至于受人称赞。美国人已经相信，成为一名心理健康、快乐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实现现今文化所定义的正常，是必须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害怕表现为异常，并不惜代价来回避它，似乎表现为非正常便全然是痛苦，活在耻辱里。
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宗教为芸芸众生订立了日常生活的清规戒律，并成为人们衡量其成功与失败的尺度。今天，心理学如同甚至超乎宗教信条，来指导美国人的意识与行为。在二十世纪末，成为心智正常的人，是美国主导文化的理想之一；作为孩童或成年人，家庭一员，作为朋友或爱人，我们都积极地为其努力。正常──这极为肯定地包含异性恋──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无法抗拒的伦理需要。它是我们应该成为的东西。
纵贯二十世纪，心理学专家们一直是“正常”的判官、守门员和制造者。在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领域，科学家同“专职助人之士”们给正常下了定义，设计出诊断偏离正常的手段，而且对那些不幸者们提供治疗；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不正常，或者是在生命的某一时刻偏离了正道。
因为正常主宰着爱与性的领域，心理学家们因而对男女同性恋美国人的社会经历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在同性恋被有教养的人鲜为谈论的时代，如果有什么讨论的话，也只是那些极其可能研究、咨询并“帮助”同性恋男女的专家们。其结果之一便是同性恋男女们通常是在临床个案病例记录中、或是在字母Ｈ下边极有权威性的精神健康条目里第一次认识了自己。尽管他们几乎总是发现他们的情感被视为“有病”或“变态”，然而这些心理学专著至少证实了同性恋者是存在的，这对于独自默默忍受的青少年或成年人而言，可谓是可喜的消息。心理学专家们也是将关于同性恋的情况带给大众的人。什么引发了同性恋？它有多普遍？可以防止吗？有治愈的办法吗？同性恋的公开化和人们对于同性恋的察觉几乎总是相伴而行的。
心理学专家们对同性恋持续的关注，以及他们在我们近代历史中不断增长的权威，给同性恋者本身和社区生活留下了印迹。例如，视同性恋为一心理“状态”的观点影响了今天美国所有同性恋男女的生活。尽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如同大多数的美国人）从未做过心理学实验的研究对象、精神病院的病人或是心理治疗的访客，可是论述同性恋的心理学文献却极容易找到，有时它们是唯一可寻的信息。因而在近几年里，心理学专家们比别的任何专家群体更多地影响了同性恋男女的生活。他们的威力不难理解：心理学专家们既能支持，也能质疑传统的异性恋为正常、同性恋非正常的观点。在此书所涉及的时段，他们两者都做过。
他们常常应用作为专家的权力将科学与偏见混在一起，并且并不容易把它们辨别开来。他们肯定异性恋规范，视同性恋体验为无爱的，心理畸形，性欲倒错，大概是人格障碍所致。这种人格障碍归根于幼年的不良成长。例如，1956年，心理分析专家埃得蒙·伯格勒写道：“我对同性恋者没有偏见，但如果问我，同性恋者是什么样的人，我会说：“不管他们性格开朗与否，同性恋者基本上是脾气古怪的人。”在这种观点广为流传的年代，毫无疑问，同性恋者会吸收这种观点，认为他们自己是精神病态，道德败坏，并且注定要过极有可能以自杀告终的空虚生活。同样，并不奇怪的是，在此后的岁月中，类似这样的观点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几乎变为反同性恋的宣传。
但是专家们并非总是表达如同伯格勒一样的观点。也是在1956年查尔斯·伯格博士坚称：“同性恋不是疾病，甚至不成为临床个案，它不过是心理状态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对所有生物体而言是普遍的。”像伯格这样的专家们是男女同性恋者的倡导者。同性恋是性欲望多元的一个温和例子，是人类本质上的潜能，而非需要治疗或矫正的病变。对此观点加以拥护，心理学专家们提出了一个开明、尊重和宽容的议事日程。换言之，他们将同性恋向正常拉近了。
不管这些专家们是支持还是反对或仇视同性恋，在现代美国，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极大地决定了看待同性恋的社会文化观点。在近代男女同性恋历史上，从五十年代由“马太兴协会”发起，到今天全国男女同性恋者工作组领导的同性恋权益活动，一直很频繁，因为男女同性恋者们始终明白，他们的自尊和这些专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男女同性恋者为逃脱专家们的控制，放弃了心理正常的制约逻辑，以自己的主张来定义自己所做的努力。对1969年石墙暴动的许多参与者和今天的许多年轻同性恋者来说，关于同性恋起因的问题而言，便显得愚蠢和不相关。是否正常并不是关键，活得幸福“酷儿”（queer）才是。
这本书叙述了同性恋者与心理学专家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他们有时视彼此为仇敌，有时又形同最好的朋友。它讲述了几十年来，他们是怎样就如何定义同性恋而进行的奋争。尽管他们时常对诸如性学研究和医疗诊断的用词之类听起来纯属技术性的问题进行争论，但正常从来就不是纯技术性的东西。它牵涉到的不仅仅是科学家与医师们，其结果的影响也远远超出封闭的象牙塔和尘埃覆盖的医学专著。真正的战斗始终在于大众文化将如何看待同性恋，社会如何对待其同性恋的男女公民们，以及同性恋男女们怎样看待自己。
这本书主要着眼于二战以来的五十年代。在这一时期，心理学专家成为了欧美社会非常卓越的成员。他们的研究和理论被尊崇为“科学的”和“客观的”，而得到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们同样广泛的讨论。公众对他们的建议有着不断增长的需求，从而戏剧化地拓展了从心理治疗到广播电视“脱口秀”的市场。在此同一时期，同性恋男女们也成为了更公开更有力的社会群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成千上万的男女同性恋者彼此联系起来。战后，他们在美国的都市地区形成了许多社区。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小型却呼声极高的少数人群体，为了宽容与尊敬而在支持同性恋的“马太兴协会”和“彼利兹的女儿”等组织里奔走游说。1969年６月石墙暴动，当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酒吧里顾客反抗例行公事的警察突袭之时，同性恋美国人发起了一场从此不断高涨的大规模争取自由运动。犹如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改变了现代美国男女同性恋者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一样，这场运动肯定开始改变了心理学专家们看待同性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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