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病了,可以找医生诊疗;家庭生病了,怎么办?可以治疗吗?找谁治疗呢?
就读小学二年级的小明,在妈妈的心目中原本是非常乖巧体贴的孩子,最近一年来的行为却令她担心不已。他在家时常吵闹不休,欺负弟弟,不听管教;在学校也常和同学起冲突,功课成绩一落千丈;和爸爸的关系更是水火不容,已经让爸爸宣称放弃管教他。妈妈为此十分焦虑,接受小明的老师建议,带他去看心理辅导师。
心理辅导师听了妈妈叙述问题后,与小明单独会谈了约一小时,发现小明行为的改变,最直接的肇因是家中添了弟弟,让小明觉得妈妈忙于照顾弟弟,忽略了自己,而产生的退化现象。心理辅导师于是建议妈妈还是要在忙碌之余抽空陪小明,最好常常拥抱他,让他感觉自己还是被爱的。
心理辅导师也致力纾解小明内心被忽略、误解而产生的愤怒、害怕等情绪,几次辅导后,小明的行为的确出现改变与进步。但是,心理辅导师认为问题并未就此终结,他与小明的妈妈另约时间单独会谈,发现小明父子关系冲突的问题根源,更深及这个家庭的夫妻关系。
因为爸爸非常忙于工作,由妈妈负责照顾家庭,长期下来,不但使夫妻感情缺乏平衡的互动,由于男主人的长时间缺席,使每当妈妈需要男主人时,会不由自主地找每天在家和她相依为命的儿子代替,像当妈妈身怀老二时,常常是小明陪妈妈去医院体检。另方面,母子过于亲密、黏腻的情感,则使爸爸也感到受冷落,被排挤在外,对小明有一份说不出的嫉妒心情。从此,心理辅导师改与小明的父母共同会谈,进行婚姻与家庭治疗,主要目标放在拉近夫妻距离,促使先生投入家庭生活,以减少小明担负「代理家长」的重担和期望。
家庭的代罪羔羊
「小孩的问题,往往只是家庭问题的一个呈现点,就像冰山的一角,潜伏在底下的更大根源,其实是家庭或夫妻问题」,在天主教新竹社会服务中心家庭服务组担任心理辅导师的赵淑华解释,实际上,在她八年的家庭治疗临床经验中,孩子的个案,真正出自于自己的生理或心理问题的比例非常低,「只要探讨下去,大部分还是父母或家庭系统的问题。」
「孩子往往就像代罪羔羊一样,成为被『认定』的病人,以担负反映这个家庭问题的责任」,赵淑华说。
这是出自于心理治疗中的一支主流──家庭治疗理论。
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是以病者个人为治疗对象;家庭治疗法则不把心理疾病完全归因于个人问题,而是从系统的观念出发,将家庭看成是一个系统,任何成员出问题,都可能与这个系统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因此,治疗师所关注的焦点,并非限于在表面上有问题的个别家庭成员,而是整个家庭的成员,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
而治疗的方法就着重在调整、改善已经定型的不良互动模式,如分工方式、权力结构、情感关系等。
全家都要来就医?
一个常令人质疑的问题是,既然家庭治疗的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那么,是否每个家庭的成员都要集合,向治疗师报到呢?要是其中有人不愿配合,治疗还能进行吗?
黄玉(化名)就有过这种困扰。她儿子的反应自幼就较同年纪的小朋友缓慢,学习情形也不理想,她在公家机关担任高级主管的先生偏又不能谅解,常骂孩子「笨」,使得父子关系形同冰炭,孩子甚至一度离家出走。
为了儿子,黄玉曾求助教会和医院的心理辅导,但因先生不肯配合接受晤谈,让几位辅导者最后都表示爱莫能助,整个家庭就在这样僵持的气氛下「捱」过来。「如果当初先生肯合作,是否今天会更好?」
「这是家庭治疗早期、比较狭隘的定义;如今家庭治疗的理念已经扩大为:从家庭系统的观点来探讨个人问题」,赵淑华说,所以只要愿意深入探讨家庭问题,即使一个人前来接受辅导也能受益,因为每个人都是家庭系统的一份子,他的改变,都可能促使整个系统作调整。
近几年来,这种从家庭系统的观点来看个人问题的理论,在国内渐渐盛行。坊间引进许多这类的国外著作,如《热锅上的家庭》、《家庭会伤人》、《家庭如何塑造人》等,都是相当畅销的书籍。
民间也有许多以家庭为主题的成长团体,像「家庭重塑」即为日益普遍的团体,它是提供个人参加,由十几到数十人组成团体,在主持人的探讨与引导下找出个案的问题症结,再利用团体成员为个案虚拟建构当时的家庭情境,在这个像戏剧一样的过程中,可以重新推演、诠释个案的问题。
家庭是「活」的
现年三十五岁、从事传播工作的王倩芬(化名)就曾受益于这类成长团体和信息。「以前我和家人的关系常令我很困扰,我虽然离家在外工作,可是却老想搬回家,和家人住在一起;可是,当我回到家,没多久,我又会受不了,像逃难一样的跑出去」,她说。
后来她参加了一个以家庭重塑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剧成长团体,在剧中,导演让她回到小时候,重演当时的家庭情境,结果发现,儿时由于父母为了家计而疲于奔命,令她感到被忽略,觉得孤独、不被爱,「以致于长大后,我虽然非常渴望亲密关系,却又被恐惧遭受伤害、束缚,以及小时候未释放的怨恨情绪所阻碍。」在了解了父母的无奈,以及狠狠的痛哭了几顿后,她终于释放旧伤,重修与父母和家庭的关系。
家庭之所以会生病,也是因为每个家庭在生命历程之中,都随时会遭遇各种变迁与压力,例如孩子的诞生、成长、就学、离家、夫妻情感发生变化、意外事故发生、甚至外在环境如政治、社会的转变等等,都可能会影响这个系统的运作。有的危机太过强大,例如外遇、配偶过世、经济危机、家中成员生病等,使得家庭功能失衡,无法适时因应,因而产生「病变」。
曾经开设「反璞归真工作坊」,带领、研究「家庭重塑」成长团体的辅仁大学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郑玉英,根据经验归纳出几种台湾常见的家庭问题型态。包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使得男性受到过度期望的压力,女性则遭到压抑或牺牲。另外,在「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下,也造成了许多家庭秘密,像暴力、性侵害等。「中国家庭又特别强调依附和忠诚,要求为家庭牺牲,因而伤害了个人独立自主的能力。」
病由「家」生
「问题是,危机产生时,往往家庭成员并不自知,或不肯承认问题,长期忽略或掩饰问题的结果,就可能发病」,省立台北医院精神科主任陈炯鸣表示,他在精神科的临床医疗上,就有许多需要施以家庭治疗的个案。
「很多生理上的疾病其实是心理因素引起,根源往往是家庭问题,但不自觉的病人,可能花费昂贵的医药费和时间去寻求不同的专科医生诊断治疗,却得不到解答与改善」,陈炯鸣表示,像很多妇女罹患的忧郁、焦虑、恐慌等精神官能症,身心因素固然是病因之一,诱发病情的导火线却可能埋在家庭问题里,像她们在家庭中长期遭受沉重家务的压力,男尊女卑、两性不平权的待遇等等。这时精神科的社工员和心理师就可能会运用到家庭治疗的方式来帮助病人。
在台北市立疗养院开设「家庭治疗」特别门诊的精神科主治医师杨连谦也指出,其实,家庭治疗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就是源起于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研究。
「不管从文献记载或临床医疗上,我都发现精神疾病患者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他们的病情在医院内可以控制得很好,可是只要一放回家中,没多久就会复发」,杨连谦说,这引发了精神科医师对病患的家庭背景感到好奇,而派社工员前去访视,结果因此发现很多病态的家庭系统。
「精神病患也是一个『代罪羔羊』,只是以更严重的病情来反映家庭问题,如果不改善他们后面的家庭系统,做为他们的支持体系,病情很难好转」,他说,他便是因此投入家庭治疗,不但在市疗开设特别门诊,还召集其它精神科医师、社工员和一些相关领域的院外人士组成医疗与研究团队,共同协助病患,与记录整理台湾本土的家庭治疗个案经验。
几年下来,他们发现家庭治疗处理的范围非常广泛,举凡人生阶段遭遇的危机,如小孩的教养、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婚姻的危机、空巢期的过渡等;人际关系问题,如夫妻、亲子、原生家庭、包括与自我的相处;到病态的行为,如口吃、夜尿、酒瘾、药瘾、厌食症、身心症等,都可应用家庭治疗的方法来处理。
先破坏,再整合
在国内较早从事家庭治疗工作的清华大学教授陈若璋,则专注于家庭暴力和性侵害的处理。她表示,大约十五年前她在美国求学时,到精神医院病房实习,接触到乱伦的父亲个案,发现他们的医疗人员已经把家庭治疗整合入处置方式中,从隔离父女、作夫妻的婚姻治疗、孩子和父母个别的心理治疗,「他们从『破坏』家庭,到最后『整合』家庭」,陈若璋说,「最终的目标是要施虐者看清自己的行为,承认错误,担起责任,向被虐待的妻儿道歉。」
陈若璋回国后,就致力把这套理论与方法引进国内,她也实际与社会工作单位合作,接受处理婚姻暴力个案,结果却是令她颇感无力和失望。「『婚姻暴力防治法』努力了超过十年才实施;至今报纸、媒体几乎每天都爆发出几个情况惨烈的儿虐、家暴、性侵害案件」,陈若璋说,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目前虽然有法可施,相关的社会工作、医疗、警政和司法等系统却在隔离当事人之后,不知还能如何处理后续工作,「我们只做到『破坏』的工作,无法再『整合』回去。」
「国内相关课程太少了,专业人员不足,专业之间又缺乏连结与合作」,陈若璋指出问题所在,一般大众更需要教育。在清华大学开设「家庭与婚姻」等通识课程的她认为,这种探讨家庭系统的课程不只限于专业人员修习,而应该大量普及成为一种亲职教育。
昂贵而罕见的资源
「要将家庭治疗的资源整合进社会工作和医疗体系中,需要政府的投入推动」,郑玉英认为,这种资源目前在台湾还相当「昂贵」与「罕见」。以民间来说,参加一次成长团体的费用要数千到上万,不是一般中低收入家庭能够负担的。
专业人员的训练则更难普及,以往有心学习的人都要前往国外的学校或教育中心,直到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的民间团体「吕旭立纪念文教基金会」设立了「萨提尔人文发展中心」,每年都延聘国外专家来台授课,是目前台湾主要提供专业人员研习家庭治疗课程的地方,「我修完两年的课程,学费花十几万,工作单位不补助,都是自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一位医院的社工师说。
至于医疗院所,目前连整体的心理医疗资源都相当「罕见」,遑论更耗费人力和时间的专业家庭治疗工作,目前只有台北市立疗养院和少数几所精神医疗院所设有「家庭治疗」专科,其它只有靠个别有心于此科目的心理师和社工师提供。
中国人一向以重视家庭观念自豪,层出不穷的家庭问题,反而显示了对家庭质量的关注,就像种种与家庭相关的法令,让法治得以进入家门,揭开许多家庭的阴暗角落和秘密,但是,如何更进一步的引导、整合家庭价值?显然还需要更多资源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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