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己的经历和个人的体验为背景，我作为个人来说话。
第一章：“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的专业思想和个人历史的发展
这一章把我的两次个人谈话合在了一起。五年前，我被邀请与布兰代斯（Brandeis）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座谈，不是讲我的心理治疗思想，而是谈我自己。我对自己的思想是怎样认识的？我是怎样成为我自己的？我发现，这个邀请让我产生太多的感慨，我尽力试着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在过去的一年中，威斯康星的大学生联合论坛委员会也曾提出相似的请求。他们请我在“最后的演讲”系列中谈谈我个人。这个系列假定：因为某些理由，一个教授在发表他的最后演讲时有可能会真切地讲到自己的为人。（这是对于我们教育体制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就是假定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境中，一个教授怎样才会以个人的方式表现他自己。）在这次威斯康星讲演中，我第一次充分表现了我个人的知识或者哲学主题，以及它们对我所具有的意义。在这一章中，我把两次谈话合在一起，并尽量保留原来非正式演讲的特征。
这两次谈话的反响使我意识到，人们是多么渴望了解那个正在谈话或者演讲的人。因此，我把此篇作为本书的第一章，希望它能够传达有关我个人的一些情况，从而为后面的章节提供较多的背景和意义。
我今天与大家所谈的话题，遵照邀请者的意思，确定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对这次邀请，我有许多种感受，我仅仅想说，从个人的意义上讲，无论什么人想要对我有所了解，我都感到非常荣幸。这是一次独特且富有挑战性的邀请，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努力对这个真诚的问题做出一个真诚的回答。
那么，我是谁呢？我是一个心理学家，多年来，我的主要兴趣一直是心理治疗。而那又意味着什么？我不打算对我的工作做一个冗长的说明来烦扰你们，但是我想从我的《来访者中心疗法》这本书的序言中摘取一些段落，以一种主观的方式，简要地说明心理治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这本书的论题，我一直试图给读者一些直观感受，我写道：“这本书的主旨是什么？但愿我尝试做出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出这本书想要传达的一种鲜活的人生体验。
“本书要说的是痛苦和希望、焦虑和满足；每一个治疗者的咨询室里都弥漫着这些感受。它要说每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的独特性；还有在这类人际关系中，我们所发现的普遍性的要素。这本书要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高度个人化的经验。它要说的是来访的当事人，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坐在我咨询室的桌子的另一边，为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己而苦苦挣扎，同时又极其害怕成为这个自己——他在努力体认他的经验的实质，努力想参透那种体验本身的意义，但是又对这种期待充满强烈的恐惧。这本书是写我自己的，我作为一个咨询师，与一个来访者坐在那里，面面相对，尽我所有的能力，试图深刻地、敏感地参与到他的自我挣扎之中。它是写我的，写我试图感知他的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对他来说所包含的意义、感受、体验、滋味。它写的是我自己，写我的一种无奈和慨叹，即在理解当事人时人类容易犯错误的倾向，慨叹仅仅因为一次偶尔的失败，当事人就会把生活理解成它现在似乎一成不变的样子；感叹失败就像沉重的物体，穿过错综复杂的、微妙生成的成长之网落下来。它写的是我自己，写我像助产士迎接新生命那样为一个崭新人格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写我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注视着一个他人，一个他人的自我，显现成形；写我亲眼目睹一个我参与其中而且起着重要促进作用的个人的诞生过程。它写的是当事人和我自己，我们惊奇地把那显然贯穿所有经验的强健而有秩序的力量，把那看起来深深地植根于宇宙中的力量视为一个整体。我相信，这本书写的是生活，在治疗过程中生动展示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在治疗过程中为个人的成长提供契机，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盲目而巨大的、有时是破坏性的能量，可以由于其趋向成长的冲动而展示出来。”
关于我的工作以及我的职业感受，上面这段话或许会给你们留下一些印象。我想你们还会有兴趣了解我为何进入这个职业，以及怎样做出自己的许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决定和取舍。我接下来试着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心理学自传中与我的职业生涯有关的若干片断。
我的童年生活
我在一个人际关系密切的家庭中长大，我的家庭有着非常严格的、毫不妥协的宗教和道德氛围，即对艰苦劳动这种美德的崇拜。我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我的父母非常关心我们，几乎时刻牵挂着我们的幸福和安宁。他们也用许多微妙而慈爱的方式控制着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们认定（那时我自己也是那样想），我们家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家不喝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不开舞会，不玩纸牌，也不去戏院，很少参加社交生活——我们只是卖力地干活。我记得我喝第一瓶“汽水”时内心油然而生的罪疚感。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还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我的孩子们，说二氧化碳饮料有着某种似乎亵渎神灵的气味。我们大多数时间呆在自己家里，不跟邻居交往。所以我是一个相当孤独的少年，专注于阅读，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只有过两次约会。
我十二岁时，父母买下了一个农场，我们就把家搬到农场去。原因有两个。父亲的生意已经相当成功，于是想把农场作为休闲的地方。我相信更重要的一点是，我父母肯定觉得孩子们正在长大，应该远离城市生活的“诱惑”。
在农场，我养成了两个兴趣，它们可能和我后来的工作有真正的关系。我对一种在夜间飞行的蛾子着了迷。（基尼•斯特拉顿-泡特（Gene Stratton-Porter）的著作当时很流行。）对于那些美丽的天蚕及其在我们家附近树林里的蛾子，我变成了研究它们的权威。我很能干，让蛾进行繁殖，饲养幼虫，整个冬天我都保留着那些茧，而且我大致上体会到了那些一心想观察自然的科学家的快乐和苦恼。
我父亲决定依据科学开发他的新农场，所以他买了许多有关农业科学的书籍。他鼓励他的男孩子们有自己的独立的和有益的冒险事业，所以我和我的兄弟们养了一大群鸡，也曾经养过羔羊、猪仔和牛犊。在做这些事情时，我变成了一个农业科学方面的学者，并且只有在最近这些年我才意识到，我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是一种对科学的基本的感受。没有人告诉我，一个十四岁孩子一定读不懂莫里森的《饲养科学》。我耕耘在几百页厚的字里行间，学习如何进行实验——控制组和实验组怎样匹配，如何通过随机方法保持试验条件的等值性，以便能够确定某种饲料对肉产量和奶产量的影响。我体会到验证某种假设是多么的困难。在实践探究中，我掌握了科学实验的知识，并树立了对于科学方法的尊重态度。
大学和研究生教育
我最初上大学是在威斯康星学习农业。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农业学教授谈到了解并运用事实时言辞之激烈。他强调指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积累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的结论是：“不要做一辆该死的弹药车，要做一支来福枪！”
大学前两年期间，因为几次激动人心的学生宗教集会，我改变了我的专业目标，不要做一个农业科学家，而是要做一个牧师——一个不算太大的方向转换！我从农业转向历史，相信这是一个更好的对个人未来的准备。
大学三年级时，我被选为12名学生代表之一，去中国参加一个国际基督教学生联谊会。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最为重大的经历。那是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4年之后。我看到，法国人和德国人仍然十分强烈地互相仇视，尽管他们单独看上去显得相当可爱。这迫使我努力超越已有的思维模式，认识到同样真诚和正直的人们却能够信奉截然不同的死板教义。我第一次以成年人的方式把自己从父母的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且意识到，我不再赞同他们的观点。这种思想上的独立给我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带来很大的痛苦和压力，但是回过头去看这件事，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当然，那段时间，我具有相当多的对抗和叛逆心态，但是根本的分裂是在我去东方的六个月旅程中出现的，可以说这是我彻底地从家庭的影响中脱离出来的关键时期。
尽管下面所说的不是我的个人成长，而是要说明影响我职业发展的某些因素，我还是想简要地提及在我个人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在中国的旅程中，爱上了一个可爱的、童年时就已经认识的姑娘。为了能够一起去读研究生，我一完成学业，我们就结了婚，尽管我们的父母并不是很赞同我们。我不能很客观地谈论这件事，但是此后这么多年以来，她坚韧而持久的爱情和友谊，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历久弥鲜的意义源泉。
我选择了去联合神学院，为从事宗教工作做准备。当时（1924年），联合神学院在国内是一个最开明的地方。我在那儿呆了两年，我从未为这两年后悔过。我接触了一些大学者和教师，如著名的麦可吉福（A.C.McGiffert），他虔诚地信奉思想探求的自由，全心全意地投身真理，无论真理引领自己走到哪里，他都会毅然前行，义无反顾。
后来我开始真正了解了大学和研究生院——他们的那些规则和刻板的教条——我现在对于自己在联合神学院的那段意义深长的经历的确感到很惊讶。我们一伙人感到我们被灌输进一些思想，然而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自由探索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和疑惑，并独立发现它们会导向何方。我们向学校行政部门请愿，要求允许我们成立一个可以得到学分的研讨班，不需要教师作指导，课程根据我们自身的问题来设置。可想而知，学院被我们的请愿搞得不知所措，但是他们竟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唯一的条件是出于公共机构的利益，一个年轻的讲师将会在研讨班旁听，但是他不会参与我们的讨论，除非我们希望他积极参加。
我想，无庸赘言，研讨班非常令人满意，极具思想启发的价值。我感觉它把我推向了一条长长的、通向我自己的生命哲学的道路。通过自己所提的问题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从宗教性的工作中得到了具有自我意义的思想结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感到，生命的意义，以及个人生活的建设性改进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大概会一直吸引着我，但是我不能在一个需要信奉确定的宗教教义的领域内工作。我的信仰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并且有可能继续改变。对我来说，为了保住一份职业而不得不表明信奉一套信仰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我在寻找一个确信对自己的思想自由不加约束和限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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