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团体中，我是被看作是一名管理者或领导者。在这里我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我希望减少恐惧或自我防御，以便大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最令人激动的，它让我对管理者能怎样做有了一个整体的全新的看法。但这里我不再展开谈了。
在我的咨询工作中还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体会。我可以简单地谈谈心得。如果我能接受他人，我发现自己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发现，理解他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接受他人及其感受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能真正允许某个人对我充满敌意吗？我能够把他的愤怒作为他自身真实而合理的一部分接纳下来吗？当他用一种不同于我的眼光看待生活及其问题时，我能接纳他吗？当他非常肯定我、钦佩我并想模仿我时，我能接纳他吗？所有这些都牵扯到接纳，但接纳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倾向，即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他人的所感、所思和所信都必须和我自己的一样”。我相信，我们很难容许我们的孩子、父母、配偶对特定问题的看法跟我们自己有差异；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当事人或学生跟我们有差异，不容许以他们个人独特的方式利用他们的经验。就民族的层面来说，我们不能容许另一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和我们有差异。但是按照我个人现在的认识，个人之间的分离性，每个个体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经验并从中发现自己的意义的权利，乃是生活所具有的最高价值的潜能之一。在一种十分真实的意义上说，每个人自己都是一个海岛；只有他首先乐意成为自己并得到容许成为他自己，他才能够向其他的海岛搭起桥梁。所以，我发现，当我能够接纳另一个人，即把他的感受、态度和信念作为他真实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实接纳下来，我才是在协助他变成一位个人；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我想陈述的另一个体会或许很难表达清楚。也许可以这样说：我越向我自己的真实以及他人的真实开放，我就越不可能有一种要去“安排一切”的冲动。当我尝试着聆听自己，聆听发生在我身上的经验时，当我尝试把这同样的聆听态度更多地传达给另一个人时，我就越发地尊重复杂的生活过程。所以我逐渐变得不再匆匆忙忙地到处安排布局、设定目标、塑造他人、操控他人，并试图把他们推上我给他们规定了的某条道路。我只是更加满足于做我自己，同时让他人做他自己。我很清楚，这看起来肯定像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一种东方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去对他人做些什么事情，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按照我们的目标塑造他人，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教给他人我们认为他应该学会的东西，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迫使他人像我们一样地思考和感受，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无论是谁，怎样会持有像我现在表达的这样一个如此消极的观点呢？我相信，这类的态度肯定是在座诸位许多人的反应。
然而，我的体验中有一个悖论式的层面，即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我越是单纯地希望成为我自己，越是希望能够理解和接受我自己以及他人内在的真实，也就越有可能激发较多的变化。这是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真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真实的自己，与这个愿望的程度相等，他会发现不仅仅是他自己在变化；而且与他有关系的人也在发生变化。至少这是我的体验中非常生动的一部分，是在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所学到的最深奥的事情之一。
现在让我转到一些其他较少涉及（人际）关系的体会，它更多地和我个人的行为和价值有关。其中第一点非常简短：我能够信任我的经验。
长时间以来，我深有体会并且现在仍然在学习的基本的事情之一就是：只要某项活动感觉好像是值得去做，那么它就是值得去做的。换句话说，我体会到，我对某种情景的总体上的机体感觉比我的理智更加值得信赖。
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是沿着别人认为是愚蠢的方向前行，对这个方向我自己也曾怀有许多疑问。我“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从来不曾为自己的人生方向而后悔，虽然当时我也曾经常常感到孤独无依，或者感觉自己傻得可以。
我觉得，当我信任一些内在的非理性的直觉时，我已在行动中发现了智慧。事实上，我发现，当我感觉到某一条无人问津的小路是正确或真实的选择，并毅然冒险前行，然后在五年或者十年至后，就有许多同事加入探险的队伍，于是我不会再感到独行的寂寞。
我逐渐更加深刻地信任我的整体反应，我感到我能够用它们指导我的思想。我已经越来越尊重这些不时发生在我内心的、朦胧的思想，我感到它们似乎意味深长。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朦胧的想法或直觉的猜测将会引领我走向一些重要的领域。我想这牵涉到对于自己的整体经验的信赖，我现在觉得自己宁可相信，这种直觉比我的理智更有智慧。我敢肯定，它难免会出错，但是比起仅仅依靠我的意识心灵，我相信整体的经验会更为可靠。我的这种态度由艺术家麦克思•维伯（Max Weber）做了很好的表达，他说：“当我进行我的微不足道的创造性努力时，我极大地依赖于我至今不知道的事情，以及我至今还没有做过的事情。”
与这个体会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推论是，别人做出的评价对我来说不是行动的指南。别人的看法，虽然应该倾听，应该就它们的本来面貌加以思考，但这对我来说永远不会成为一种指南。它是一件很难学会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遇到一个博学而且富有思想的男人，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比我更有能力、更在行的心理学家。那时他告诉我，我对心理治疗感兴趣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记得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说，做心理治疗的人根本没有出路，而且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甚至没有任何机会去从事心理治疗的实践。
后来我相当震惊地得知，在有些人眼中，我是一个骗子，一个没有执照的行医者，一种非常肤浅的、具有破坏性的疗法的始作俑者，一个权力攫取者，一个神秘主义者，等等。并且我也曾因为同样极端化的赞誉而大为烦恼。但是我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我逐渐认识到，如果说在我的一生中（或许是永远）有一个唯一能够了解我的人，了解我所做的事情是否诚实、认真、开放、合乎情理；是否虚伪的、自我防御、不合情理，那么，那个人就是我自己。对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得到各种各样的验证，对我的批评（无论是友好的还是充满敌意的）和赞扬（无论是诚挚的还是奉承的）也是这种验证的一部分。但是，衡量这些验证的真伪，确定它的意义和用处，那只能是我自己的责任，是一项我不能让渡给任何他人的义务。
鉴于我说的这些内容，下面一个体会大概不会让你们感到惊奇。对我来说，体验就是最高的权威。我自身的体验就是确定性的试金石。别人的思想、我自己的思想，都不能和我的体验一样具有权威性。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体验中，去发现一个接近真理的东西，因为它就存在于成为我自己的过程之中。
不是《圣经》，也不是先知；不是弗洛伊德，也不是科学研究；不是上帝的启示，也不是人类的教训，能够比我自身的直接体验更有优先权。
我的体验是，用语义学家的术语说，越是原初性的经验，就越具权威性。因此，处于最基层水平的经验是最有权威的。我阅读了一种心理治疗理论；在我与来访者打交道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心理治疗理论；我对来访者有一种心理治疗的直接体验；在上述三个层面的经验中，最直接的第三种经验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我们的个人经验之所以具有权威性，并不在于它永远不犯错误。它是权威的基础，因为它总是能够以一种新的、基本的方式得到检验。通过这种方式，它常见的错误或谬误总是可以得到自我修正的机会。
下面是另一项个人体会。我在体验中享受着发现规律的乐趣。在广阔的体验中，我寻求意义或者规律性或合法性，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种好奇心——我发现，遵循这种好奇心的指引，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指引我提出了我的每一项重要的理论表述；它引导我在临床心理学家大量的儿童研究中寻求规律，并由此写出了我的《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它引导我系统地概括出了在心理治疗中似乎具有普遍作用的原则，引导我写了若干著作和大量的文章；它引导我对自己体验到的各种秩序性和规律性做出了理论的建构，并且将这些规律投放于尚未探索的新领域，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因此，我认为，科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目标，是对意义重大的经验进行内在的组织整理。科学研究是一种程序严谨的不懈努力，其目的是为了弄清处主观经验的现象界的意义与秩序。它的合理性在于它令人满意地解释了世界的规则性，而且一旦我们理解了自然呈现的规则性的关系时，有益的结果亦常常随之而出现。
所以，我承认，我献身于科学研究、献身于理论建构的原因是出于一种追求规律和意义的需要，一种存在于我个人内部的主观需要。有时，我也可能会因为别的理由而进行科学研究：例如满足他人的需要，要让我的对手和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信服我，在专业水平上领先，赢得个人的声望，以及其他许多不怎么高尚的理由。在个人判断和活动中出现的这类谬误，只是让我更深刻地确信，从事科学研究只有一个合理的原因，那就是满足我内心对意义的需要。
另一个曾经让我付出过不少代价才得来的体会，可以用以下几个字概括：事实是友好的。
大多数心理学家，特别是精神分析师总是拒绝对他们的治疗作科学的研究，或者拒绝让别人来做研究，这件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能理解这种反应，因为我对此亦有感受。特别是在我们早期的研究中，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等待研究结果时的那种焦急心情。要是我们的假设被证明不能成立，那可怎么办！要是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那可怎么办！要是我们的见解是不合理的，那可怎么办！现在每当我回顾过去，我才觉得我那时似乎是把事实当作了潜在的敌人，当作了灾难的信使。或许我是逐渐地意识到，事实总是友好的。在任何一个领域，你所能得到的每一点证据，都会引导你最大程度地接近真实。接近真实永远不会是一个有害的、危险的、令人不高兴的事情。所以，尽管直到现在我仍然会讨厌调整我的思想，讨厌不得不放弃自己陈旧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意识到，这种令人痛苦的改造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学习。尽管令人经历痛苦，学习能让我们以更为真实因而也更加令人满意的方式看待生活。因此，目前对我的思想和探究最有诱惑力的领域，是我自己深感兴趣的一些观念所涉及到而尚未得到支持和证明的领域。我感到，假如我能够在探究过程中解决这些难题，我就会更加满意地接近真理。我确信，事实将永远是我的朋友。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另一个十分有价值的体会，因为它使我如此深刻地感到我和他人的相似性。我用下面这句话把表达这个意思：最个人化的东西就是最普遍的东西。我与学生或职员交谈时，或者在我的著作中，我已多次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了我的这个见解。我认为我正在表达一种别人可能不会理解的态度，因为它是我自己独有的。对此有两篇文章可以作为例子，一是《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序言（出版者认为它非常不合时宜），一是在《人与科学》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在这两个例子中，我几乎总是发现这样一种对我而言似乎是非常私秘、非常个人的、而且因此别人很难理解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它却成为一种在很多人中间得到共鸣的表达方式。因此，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最个人化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如果得到了分享或表达，就可能深入他人的内心世界。这个体会曾经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艺术家和诗人，理解那些敢于表达他们内在独特性的人们。
我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它对我迄今所说的全部谈题可能是最基本的东西。二十五年以上帮助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个人的经验逼迫我得出一个结论。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上积极的取向，这已成为我的经验。在做个人治疗的深层接触中，我总是发现，即使那些麻烦很大的人，行为上已经非常反社会的人，情绪看起来极不正常的人，这个积极取向在他们身上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能敏锐地理解他们表达的体验，能够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接纳他们的独立人格，那么我会发现，他们往往是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他们趋向于改变的方向是什么？我相信，我可以用一些言辞来说明：积极的、建设性的、朝向自我实现的、朝向成熟成长的、朝向于社会化发展的，等等。我感觉，个体越被充分地理解和接纳，他就越容易摒弃那些他一直用来应付生活的假面具，就越容易朝着面向未来的方向改变。
我不想大家对此有任何误解。我对人性的看法不是波莉娅娜式 的盲目乐观。我清楚地意识到，出于防御和内在的恐惧，个体能够而且确实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行为、可怕的破坏行为、幼稚行为、退行行为、反社会行为，等等。然而，在我的体验中，最令人振奋和鼓舞的一部分，就是在最深的层次上与这些个体打交道，并发现他们身上具有的我们大家都有的强烈的积极倾向。
让我用最后一个可以简明陈述的体会，来结束这串长长的罗列。生活，在其最佳状态中，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其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在我的来访者和我自己身上，我发现，当生活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体验这个过程既令人感到陶醉，也让人感到些许的害怕。我感觉，如果我能够让经验之流带动我朝向未来，朝向我仅仅朦胧意识到的目标前行，我就会处于最佳的状态。这样，在随着我错综复杂的经验之流一起漂浮的过程中，在试图对它永远变化着的复杂整体所作的理解中，显然不会有什么固定不动的点。如果我能这样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很显然，我就不会持有什么封闭的信念体系，持有一套毫无变化的规则。对我的经验不断变化着的具有理解和解释会指导引导着我的生活方向。生活总是处在变化形成的过程之中。
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清楚，为什么我不鼓励或者劝说他人拥有或坚持某种哲学体系，或者某个信念，或者某套原则。我只是试图通过我对自己的经验的当下意义的解释去生活，而且容许他人自由地发展他们自己内在的自由，以及他们对自己经验的有意义的解释。
如果世界上确实有一个叫做真理的东西，那么我相信，这个自由的、个人探求的过程应当是趋向于这个真理的。这一点是我以有限的个人方式所获得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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