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心理学家
但那是什么领域呢？在联合神学院，我被当时刚刚兴起的有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课程和演讲所吸引，古德文•华生（Goodwin Watson），海瑞森•伊利亚特（Harrison Elliott）马里安•肯沃德（Marian Kenworthy）等名教授都是吸引我的明星。我开始从联合神学院穿过大街，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攻读更多的课程。我师从维廉•柯伯屈（William H.Kilpatrick）学习教育哲学，发现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我在浩令沃斯（Leta Hollingworth）的指导下开始儿童临床实习，他是一个善解人意而且能干务实的人。我发现自己被儿童辅导工作强烈吸引住了。没费什么力气，我就轻松地转到了儿童辅导专业，开始把自己的未来与临床心理学连在了一起。我无意中迈出的这一步，没有经过什么条理分明的有意识抉择，而只是遵循了对于活动的兴趣的指引。
在师范学院时，我申请并得到了奖学金，在当时新设立的儿童辅导研究所担任见习医师，这个机构得到了公共福利基金的赞助。回想起来，我常常庆幸自己是在研究所设立的第一年去那儿工作的。机构处于初建时的混乱状态，但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我努力汲取当时的工作人员普遍持有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观，这些人包括大为•勒维（David Levy）和拉森•劳瑞（Lawson Lowrey），我发现他们与当时在师范学院广为流行的那些严格的、科学的、冷静客观的、统计学的观点存在激烈冲突。回顾过去，我相信解决我自身冲突的必要性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学习体验。当时我感觉到自己是徘徊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冲突无法弥合。
在实习期末，实习医生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已非常重要。虽然还没拿到博士学位，但我需要得到一份工作来维持人口增长的家庭。当时的职位不是很多，我到现在仍然记得当我谋到工作时的那种欣慰和喜悦。在纽约的罗彻斯特，我被聘为心理学家，就职于预防虐待儿童协会的儿童研究部。当时在这个部有三位心理学家，我每年的薪水是2900美元。
我记得我是带着喜悦和些许诧异之情接受这个职位的。我感到欣喜的理由是，它是一个机会，能让我去做我感兴趣的工作。按照合乎情理的标准来看，这份工作是一条专业上的死胡同，会使我脱离专业上的联系；即使按那个年代的标准，薪水也很低；但是据我的回忆，我当时几乎好像完全不曾想到这一切。我猜想，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只要给我机会让我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其它别的事情似乎都会水到渠成。
在罗彻斯特的岁月
后来在罗彻斯特的十二年是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时光。至少在前八年间，我完全沉浸在从事实际的心理学服务，为那些被法庭和代理机构送来的犯有过失的或者生活水平低下的儿童进行诊断并做出安置；在许多场合进行“访谈会晤”。那是一段与学术圈子相对隔离的时期，我所关注的只是试图更有效地帮助当事人。我们有自己的成功，也有自己的失败，所以唯一的出路是不断地学习。关于与这些孩子及他们的父母打交道的方法，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它行得通吗？它有效果吗？”我发现，通过日常的工作经验，我开始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我想起三件意味深长的事，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当时对我来说，却相当重要。而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三件事都涉及到我的幻想破灭的过程——我对权威，对教材，对我自己，都开始提出质疑。
在我上学的时候，我曾经着迷于威廉•希利（William Healy）博士的著作；他认为，犯罪行为常常是基于性的心理冲突，如果这种冲突被发掘出来，犯罪行为就会终止。在罗彻斯特的前两年，我非常辛苦地与一个年轻的纵火狂打交道，他有着一种无法解释的纵火冲动。我日复一日地与他在拘留所里见面，逐渐追查到他的与手淫有关的性冲动。找到了！这个案子解决了！然而，当安排对他缓刑时，他的老毛病却重新发作了。
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我所感受到的震惊是怎样的强烈。也许希利博士是错的，也许我正在了解希利所不知道的东西？总之，这次偶然的事件让我深深感到，权威的教导也会有错误，仍然有新的知识等待我们去探索。
初出茅庐的第二个发现属于另一种情形。到罗彻斯特不久，我主持了一个关于面谈技术的讨论小组。我找到了一份已经发表的对一个家长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的访谈纪录。在这次访谈中，个案工作者显得头脑敏锐、富有洞察力，而且聪明机警，能够使访谈很快进入问题的核心。我很乐意把它作为例证来说明良好访谈的技术。
几年之后，我有一项类似的作业，因为仍然记得那个出色的纪录，我又把它搜寻出来，重新阅读。但我感到的是震惊。这时，在我看来，这个访谈好像是一个狡猾的法官在审问犯人，咨询师最终说服那位家长相信自己具有某些无意识的动机，并使她似乎心甘情愿地坦白罪。此时，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种访谈无论对这位母亲，还是对她的孩子，都没有任何可以持久的帮助作用。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正避免在临床关系中运用那些带有强制性的、急功近利的方法。这倒不是因为某些哲学上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些方法所产生的效果永远都是肤浅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几年之后。在向来访者解释他的行为时，我已经学会更加敏感，有耐心，总是尝试用一种温和的、容易得到认可的方式来把握解释的机会。我那时正在咨询一位智力很高的家长，她的儿子行为怪诞，难以管理。问题似乎在于她早年对孩子的排斥，但是经过多次访谈，我却不能帮她领悟到这一点。我使尽全身解数，引导她说话，然后小心地把她提供的证据归纳起来，企图帮她看到一种模式，但是我们毫无进展。最终我只好放弃努力。我告诉她，我们都已经尽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失败，以后我们最好不要再联系。她同意了。这样我们结束了访谈，彼此握手，她就向诊所的门口走去。然后，她转过身来问道：“你这儿是否为成年人做咨询？”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她说，“那么好吧，我需要一些帮助。”于是她坐回到原来那张椅子上，开始诉说她对自己婚姻的绝望，她与丈夫之间的困难关系，她的失败感和困惑感；所有这些感受，与她先前谈过的枯燥无味的“病例”全然两样。真正的治疗这时才得以开始，而且最终的结果非常成功。
这一件以及类似的一些事情帮助我经验到一个事实——只是在后来我才充分意识到——那就是：只有当事人知道伤痛在哪里，该往何处走，关键问题是什么，哪些经验被深深埋藏着。这时我开始领悟，除非我的目的是要证明自己才智过人，学识不凡，否则，我最好是依靠当事人作为治疗过程的向导。
我是一个心理学家吗？
这期间，我开始怀疑我是否是一个心理学家。罗彻斯特大学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在那里所做的工作不是心理学，他们没有兴趣让我在心理系教课。我去参加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会议，发现充斥于文章中的都是关于老鼠的习得过程，以及看起来和我所做的工作毫无关系的实验室里的实验。然而，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看来与我有着共同的语言，所以，我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变得活跃起来，晋升到地方性的以至全国性的学会的领导职务。直到美国应用心理学协会成立以后，我才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真正活跃起来。
我开始在大学里的社会学系讲授如何理解和处理儿童问题的课程。不久教育系也把它们列为教育系的课程。（在我离开罗彻斯特之前，心理系最终也请求我允许给他们开设这些课程，这样，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心理学家。）对这些经历所作的简单描述使我认识到，我是多么倔强地只顾走自己的路，而不去关心我与我的群体是否一致的问题。
有限的时间不允许我讲述在罗彻斯特成立独立的辅导中心的工作，包括与精神病学界某些同行们的专业论争。这些大都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斗争，与我的思想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的子女
在罗彻斯特那些年，我的儿子和女儿渡过了婴儿、孩童时期，慢慢长大成人。他们教给我的关于个人、关于人的成长，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远比我从专业领域中学到的更多。我觉得，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但庆幸的是，我的妻子是个好母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相信我正在逐渐成为比较合格的而且更富有理解力的父亲。当然，这些年来，与这两个优秀而敏于感受的年轻人交往，陪伴着他们走过孩童时代全部的快乐和痛苦；走过少年时代所有的自信和困惑，进入到他们的成人时期，并看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无价的宝贵体验。我想，我妻子和我认为，有我们一部分贡献的、最令人满意的成就之一，就是我们与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以及他们的配偶，都能够以一种深层的方式进行相互的沟通和交流。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光
1940年，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我确信，他们接受我的唯一理由就是我的《问题儿童临床治疗》这本书，它是我挤出假期和简短的休假写就的。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竟然给我提供了一个正教授职位。我衷心建议学术界人士都从正教授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大学的教员在一步一步的职称晋升过程中，往往只是学会一门功课，就是不要出头犯忌而招惹是非。我没有经受那种常常是有辱人格的升级竞争，对此，我心头常存感恩之情。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给研究生讲授我的治疗和咨询课程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或许从我的经验出发，我已经形成了一种个人的独特观点。我试着把一些想法确立下来，并把它们整理成一篇文章，于1940年12月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演讲，结果却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对声浪。我第一次体验到这样一个事实：我自己的一个新的观念，在自己看来显得光华四射，潜能巨大，可是对他人却似乎是某种极大的威胁。我发现自己成了学术批评的焦点，成了正反两方辩论的源头，这使我感觉心中不安，并产生了困惑和疑问。然而，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写出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手稿，明确阐述了我认为有效的治疗方法的取向。
在这里我再一次颇为自嘲地认识到，我这个人一直没有学会“讲求实际”。当我提交书稿的时候，出版者认为它有趣而新颖，但是同时质问我，什么地方会用它作为教材。我回答说，我只知道两个地方：一个是我正在讲授的课，第二个是在另外一所大学。出版者认为我不去为普遍开设的课程写一本合适的教科书，真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非常怀疑是否能够卖出2千册来保住出版的本钱。于是我说我可以另找一家出版社，这时他才下决心冒险一赌。到现在这本书的销售量已经达到7万册，而且数目还在继续上升，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谁会更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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