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基本风格是强调冲突，如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超我与本我的冲突，自我与现实的冲突，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冲突，现代精神分析如客体关系学派虽然表面上冲突论的色彩不突出，但精神分析强调冲突的精神并没有随术语的改变而消失，如客体之所以被婴儿分为“好客体”和“坏客体”，其依据是客体能不能满足婴儿的欲望，这实质上还是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时期就强调的欲望与现实的冲突，而投射性认同、自身客体、部分客体等等概念的内涵就可以理解成，当婴儿面临欲望和现实的冲突无法解决时，他就需要通过投射性认同，通过把外在的、客观的客体通过一系列的防御操作变成自身客体，把一个完整客体分裂为部分客体等等的防御机制，以便进行力比多和攻击性的贯注及反贯注。
但精神分析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位咨询者体验到了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究竟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冲突和矛盾在他头脑中的反映，还是他婴儿时期的内在的冲突和矛盾的重现使他投射性地认为世界上充满了冲突和矛盾？而从婴儿的角度来看，也有个问题悬而未决：婴儿体验到的冲突是他家庭的冲突的烙印呢，还是他自己心理世界与生俱来的特质？弗洛伊德本人在此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不定，对此问题的回答前后不一致。这也造成了后世精神分析学派的纷争。
如果是一个受过系统论思想影响的人，对此问题的回答就可能是：“都有！都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整个精神分析的理论假设都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上的：人的现在问题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过去的原因决定的，现在的因素对此问题只起到了诱发的作用。所以要解决现在的问题，必须回到过去寻找问题发生的原因。而系统论者的逻辑前提是：人类的理智并不能确定各种问题之所以出现，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唯一的、最主要的原因。即便是有这么一个“第一推动力”，由于循环、反馈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使人们很难找到这个第一推动力是什么，这样寻找“第一推动力”的做法就像寻找一个圆究竟什么地方是起点，什么地方是终点，就像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徒劳无功的。世界如此纷繁复杂，一个问题的出现很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对心理治疗师来说，关键不是确定问题是怎么产生的，而是怎么解决问题。寻找到一个唯一的原因，获得领悟，对有些人来说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不见得适合所有人，不见得是最有效、最迅速的解决方案。
系统式家庭治疗的认识论基础就是系统论。狭义的系统式家庭治疗指的是意大利米兰的普通系统论家Selvini-Palazzoli和Papp为主的家庭治疗流派。广义的系统家庭治疗包括所有的以系统论为基础的家庭治疗，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几个主要的分枝是：Bowen的代际治疗，Minuchin的结构治疗，Haley的策略治疗，Whitaker 和Satir的人本治疗等。本文采取的是广义的概念。
2动力倾向的家庭治疗
虽说系统式家庭治疗的认识论基础与精神分析截然相反。但实际上，系统式家庭治疗的产生和精神分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学者指出，上世纪五个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家庭治疗的理论基础，
一是从Nathan Ackerman 开始的学者们把精神分析的方法应用到对家庭的研究；二是Ludwig Von Bertalanffy 提出的一般系统论被应用到家庭系统的研究；三是美国的三支分别由Gregory Bateson、Ted Lidz 、Murray Bowen领导的研究队伍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家庭的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的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四是20世纪早期婚姻咨询和儿童咨询的发展；五是团体治疗的发展。（Goldenberg & Goldenberg , 1985 ） 而从精神分析内部的发展来看，许多精神分析师的理论和操作与家庭治疗的有着惊人的相似。如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俄底浦斯情结就是把家庭中的父—母—子关系对子女的人格的影响看作是日后神经症发生的病理基础，以至于有家庭治疗师发出疑问：既然神经症是由俄狄浦斯期的父—母—子关系决定的，那么弗洛伊德为什么只针对子女进行治疗，而不是针对核心家庭呢？但实际上，弗洛伊德的确对家庭进行过干预，如在1909年他写的《对一个5岁男孩恐怖症的精神分析》中，提到了著名的“小汉斯”的案例，弗洛伊德认为小汉斯的问题是父子关系的问题，汉斯的父亲是位物理学家，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弗洛伊德在给汉斯做治疗的同时也给父亲提供了指导和咨询。同时代的阿德勒也对家庭治疗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对权力意志和儿童出生顺序的阐述。到了沙利文，可以说至少在人的问题与环境有紧密联系这一点上，他和后来的系统论治疗家是没有太多区别的。沙利文的人际理论把人际关系放到了一个核心的位置，这可能和他专注于研究精神分裂症有关，他认为父母的焦虑和障碍会干扰儿童的情感。他的理论和霍尼的理论相得益彰，彼此呼应，但霍尼是从文化这个更广泛的角度来勘察人的问题，她认为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家庭做为文化传承单位，自然有重要的影响。Winiccot 安娜．弗洛伊德是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他们采用了类似弗洛伊德德方法对儿童的父母进行指导和咨询。他们俩也是客体关系学派的奠基者，客体关系学派的治疗家们很重视人际关系对个体的影响，并把这作为治疗处理的核心问题。总的来说，尽管精神分析历史发展中，在理论上对系统式家庭治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上述的治疗师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系统式的思维，在治疗上，虽然也有家庭治疗这种形式，但其治疗风格还是精神分析背景的，和系统式家庭治疗还是有很多差异。Nathan Ackerman也许是一个例外，他既被认为是精神分析师，也是公认的家庭治疗的鼻祖之一。他注意到家庭的相互影响及个体心理过程这两方面，关注无意识和力比多，强调公开表达感情和透露家庭秘密。他注意其他家庭成员是怎样责备另一成员以及怎样成为另一成员的替罪羊。他的家庭治疗每周一次，可以持续6个月到2年。
但是，作为先驱的Ackerman既没有得到精神分析学界主流的认可，他的理论也没有在当代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治疗中占有核心的位置。这就是先驱的悲哀，启发了后人，又被后人遗忘。
现在学界比较关注的动力倾向的系统家庭治疗主要是Bowen的代际治疗和Nagy的语境治疗。
2.1 Murray Bowen 的代际治疗
Murry Bowen
是动力倾向的系统式家庭治疗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方法被称为代际治疗，因为其关注的是父母在原来家庭中的相互交往方式对他们和孩子的交往的影响。
在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几位代表人物中，Bowen可能是理论性最强的。他假设，所有的生物群体都有一个相似的生命程序规则，这个生命程序规则就是“情绪系统”（emotionalsystem ）, 情绪系统超出个体扩展到周围环境系统，如蚂蚁的分工合作，抵抗入侵者，就不是建议在一只蚂蚁的思考和情感的基础上，这是由于情绪系统控制着个体蚂蚁和群体蚂蚁的行为。情绪系统是进化形成的，它是生物先天的、本能的引导系统。行为主义者发现的习得行为就是情绪系统自动进化形成的。情绪系统赋予生物进化的动力。建立在情绪系统上的行为是所有生物的基础行为。人类的情绪系统也支配着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但人类还拥有情感系统（feeling system）和智力系统（intellectual system）。智力系统指的是认知、理解、推理、交流思想的能力。情感系统是大脑最晚进化的部分，是人类独有的，它是情绪系统和智力系统之间一个不易察觉的纽带，就像冰山的一角突出于意识领域的某一部分，当然大部分还是无意识的。和情绪系统相比起来，情感系统和智力系统都是第二位的指导系统。（Papero, 1995）当生物遇到现实的或想象的威胁时，生物的情绪系统的情绪系统的反应就体现为“焦虑”。焦虑分为急性焦虑和慢性焦虑两种。慢性焦虑可以影响到智力系统的功能，影响很大。
Bowen强调核心家庭的情绪系统（nuclear family emotional system），强调这个系统的发展史。这个系统的历史可能会来自父母一代甚至祖父母一代。对Bowen来说家庭成员如何应付其他成员由于焦虑而加到他身上的压力是一个重要问题。他关注的是，一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一个特定的家庭成员身上，以及各个成员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反应，所以他也特别重视儿童在情绪上是如何避开家庭的。障碍性的家庭交往模式是可以代代相传的。Bowen倾向于针对父母，而不是整个家庭进行治疗。他把自己看作教练，帮助父母想他们有什么新的互相交往的方式，和孩子们交往的新的方式，从而使家庭中少一些破坏性情绪。( Bowen , 1976)
Bowen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是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 ,也有译作自我分辨，自我辨别）。Bowen认为，人们要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话，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能协调好情绪系统和智力系统的关系，使情绪系统的反应能够解决适应新的挑战，并向智能系统转换，获得控制行为的能力。自我分化有两个过程，一是把自我从他人那里分化出来，一是分辨理智过程（智力系统）和感受过程（情绪系统）。自我分化力高的人，能够保持情绪系统和智力系统的相互独立，并能在两者之间做出自主地选择。“自我分化”的核心是一个人与父母的关系。一个健康的人能够不断地与父母进行情绪上的分离。Bowen用“未解决的情绪依恋”（ unresolved emotional attachment）来形容亲子之间那种紧密的、完全共生的、无法分离的低分化的依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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