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未解决的情绪依恋的来源往往是：（1）父母自己及其家庭遗传的未解决的依恋程度；（2）父母在婚姻中造就的依恋方式和行为；（3）父母和家庭在生活中关键时期遭受和体验的焦虑程度，以及对焦虑的解决方式和处理方式。
一个高度分化者很好地觉察了自己的观点，有自我感。在家庭中，能分化情绪和理智的人能坚持自己不会被别人的感受所统治；而自我分化程度较低的人的依恋程度是很高的，他们容易在人际交往中出现“融合”（fusion）的状态，人们展现自己仿佛他们就是一个共同的自我，仿佛他们分享一个共同的自我界限，在此界限内，个体间没有显著的区别，思想、情感甚至身体的疼痛都成为他人的一部分。这样混淆感受和思想的人则会表现一个假性自我，而不是他们的真实观点和意见。这样家庭结构被称作“未分化家庭自我泥团”（undifferentiated family ego mass ）。
在Bowen的体系中，慢性焦虑与“未分化”几乎是同义词。人际关系中，未分化成分过多或分化程度不高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三角关系（the triangle） 。三角关系是指家庭中如果有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紧张，他们会把第三个人扯进来以稀释这个紧张和焦虑。三角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情绪系统产生的焦虑。三角是由三个“两人关系”组成的，它是一个移动的联盟和反应的过程。
Bowen认为在家庭中出现紧张的时候，那个最缺乏分化能力的人最容易被扯进来缓解紧张。并且三角关系不限于家庭，朋友、亲戚和治疗师都会被带入矛盾。在压力存在时，家庭越大，其中就有越多的内部三角；一个问题会涉及多个三角，家庭成员也越来越卷入矛盾。这是因为当焦虑驱动的三角关系特别强烈时，三角运动会以连锁的方式将其他三角牵涉进来。三角过程参与构筑人的情绪系统。有些时候，三角可以缓解焦虑。但是，第三个人的加入也不是总会减少家庭中的压力，压力减少与否和这些人的分化力有关系。一个人的分化水平越高，就越能很好地控制焦虑，而不受三角过程的制约和驱使。但焦虑太高的时候，任何人或任何人群都会启动三角关系。三角过程实际上是情绪系统的特征。(Dorothy Stroh Becvar & Raphale J. Becvar , 1988 )
Bowen认为婚姻是三角的一个边，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情感过程稳定必须要每个成员都有分化力。而分化力是很少见的，所以家庭大多都要产生矛盾。人们倾向于选择分化力相近的人结婚。如果两个分化力低的人结婚，就很容易出现融合，而且有孩子后也是一样。他们会把压力投射给孩子，这就是家庭投射过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一对夫妻的孩子的分化水平可以高于夫妻双方，这主要取决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多长时间是处于父母关系的成熟期，有多长时期是处于父母关系的不成熟期。那些完全摆脱父母的“未解决的情感依恋”的孩子就会有很高的分化水平。一般来说孩子在情绪上接触父母越多，代表他对感受和理智的分化力越低，他和家庭分离的困难越大。家庭投射多少压力取决于父母的分化水平以及压力有多大。未分化程度越高，夫妻的依恋程度也越高，依恋程度高的夫妻关系中彼此所拥有的自我很少，彼此对对方的需求也很高，由于这样的融合，这对夫妻自然也就不能忍受差异，但差异出现时，情绪系统的焦虑就增加。
一对夫妻的分化水平和焦虑程度共同决定了一个界限，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就会出现关系中的症状。两人关系出现的不同症状构成了“核心家庭情感过程”。夫妻关系焦虑引起了融合，融合的夫妻每个人都出现一个假自我（pseudo-self）和对方交往，使婚姻不稳定，最终会引起家庭中关系症状的出现，症状主要有四大组：（1）情感疏远：这是关系焦虑早期和常见的症状。表现为沉默，身体接触减少，对对方不感兴趣，有成见，甚至可能有一方出现抑郁症的表现。这是其中一方会努力把另一方拉回来，如果不成功的话，远的那一方会走的更远，而另一方会进一步努力，就这样成为追求和疏远的循环。（2）冲突：它可能发生于情感疏远的循环中，或单独发生。包括从小吵小闹到大打出手的各种形式。每个人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配偶是错的，毫无顾虑地指责对方的种种毛病，即便这些“毛病”在以前正是他（她）所喜爱的。冲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依恋，每个人都义愤填膺、气急败坏地告诉对方她（他）是如何破坏依恋以及要改进这种情况需要做些什么。（3）配偶功能转换：这种情况往往是夫妻中有一方首先出现了能力障碍。于是另一方倾向于掌握全局和照顾对方，而另一方成为让步方。照顾方会逐渐扩大照顾的范围，让步方则更加的虚弱。如果时间够长的话，让步方的身体和情绪容易发生障碍，变得无助和放任。照顾方则精疲力竭，不堪重负。这时候容易出现暴力的突然爆发，这可能是在焦虑程度过高以及过于负责的人处于崩溃临界点的时候，也可能是在能力高的人感到没有得到回报或对方背叛了自己的时候，或者是在能力低的人感到自己被压制或被欺骗的时候。（4）两个关系系统扩展为三人关系系统。这种过程其实就是三角化（triangulation）。父母的焦虑的焦点转移到某个孩子身上。问题往往始于妈妈，她强烈地认同孩子，把自己的焦虑归结为对孩子的关心。父亲这时候或者是忍受这种忧虑，或者把母子送到精神病院。这样使自己从夫妻俩逐渐增加的焦虑中相对得到解脱。通常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平静的，而孩子经常发生的精神病症状似乎是要证明父母对自己的关心程度。
Bowen认为，这些症状是条件适宜时就会自动出现的心理机制，症状起到了吸收、调控和解决一定程度的焦虑和释放情绪系统中多余焦虑的作用。系统中一小部分被损害，但却防止了对系统中焦虑最小的那一部分的损害，所以症状其实是起到了为此家庭整体功能的作用。症状存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焦虑的性质和程度。所有家庭最终都会出现症状，只不过是数量、时间、程度有些不同罢了。
当儿童在进入家庭接受了太多的压力时，他们就会试图和家庭分离，这就是Bowen说的情绪割离（emotional cutoff）。青少年会离开家庭，去上大学或者跑掉。年纪小一些的儿童则会在情绪上和家庭分离。他们和父母的接触变得简单和表面化。一般来说，焦虑的水平越高，情绪依赖性越强，儿童越容易产生情绪割离。情绪割离是极端的情感疏远，这种割离可以是现实的距离也可以是内心的甚至是生理机制以避免与他人接触。一个从小用情绪割离来解决对父母依恋的人也可能用割离来解决对配偶的强烈依恋。不仅如此，这个分化水平低的孩子成人后会找和他分化力相近的人互相结婚，把压力和分化力的缺乏也投射给下一代。所以Bowen在做家庭治疗时不仅关注现在的家庭，还注意他们的祖辈。这就是多代传递过程（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指祖父母、曾祖父母等对一个家庭的心理病理有影响。同时，年长的兄姐对弟妹会有影响。夫妻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对他们做父母的方式有影响。但Bowen更重视一个人在兄弟姐妹中的行为方式，他认为这将影响到他如何做父母。(Sharf , 1996)
Bowen也把他的家庭系统观推广到社会，正如家庭可以走向非分化化也可以个性化，社会也一样。如果一个社会面临压力，它也容易更非分化化。压力的例子有叛乱、饥荒和人口增加。领导和政治家在作决定时应该分化情绪和理智，而不应该仅仅感情用事。
Bowen的理论把家庭的问题扩展到跨代。他的兴趣是研究一个人的人格如何影响家庭成员。他特别重视人的分化感受和理智的能力，以及一个人的能力对其他人的影响。
代际治疗的治疗目标在于去三角化，提高个体和家庭的自我分化水平。Bowen
认为，家庭中任何症状都是其成员的分化水平与特定时期的焦虑相互作用的产物。症状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状态，它由家庭的历史演变和家庭必须适应的挑战所决定。症状是一种心理机制，一种保护性设施，起到了抵消情绪系统的焦虑的作用。一个症状的背后实际上是被约束的、定量的焦虑，围绕着症状，人们可以假设各种不同的情境和角色。
许多治疗最后观察到的所谓“改变”不过系统的一种简单变化罢了，改变的过程反映了系统中焦虑的起伏。症状可能出现、消失、再现，他们仅仅反映了焦虑的程度。而传统的以个人的感觉好坏来衡量改变的效果的做法，则是含混不清的。在家庭系统中，通过三角化运动和情绪系统中的焦虑的扩散，一个人的感觉良好可能会造成另一个人的忧郁甚至是伤害。
所以说，实际上家庭中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症状有预防的功能。只要症状有规律或吸收了家庭中过量的焦虑，家庭中其他人就可以摆脱症状而变得有力。但是，当一个症状变得严重的时候，它能使焦虑程度进一步增强，这时便会出现一个附加症状，这是一个更容易受焦虑影响的症状。无论症状是消失还是再现，家庭的基本弱点并没有得到改变。
由此，Bowen的治疗重点在于过去的一代对现在家庭功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观察同家庭成员的分化力和三角关系有关的家庭动力学问题。他帮助家庭降低压力水平，设法帮助家庭成员增加分化力并同时满足自己和别人的需要。
Bowen 认为，代际治疗的治疗师要客观化和中立化，不偏向任何一方。最重要的是，治疗师要有很高的分化水平，要思考问题而不是“感觉”问题，要避免卷入家庭三角。治疗师就像是运动场上的教练，他只负责营造气氛，使每个运动员能够发挥到最佳水平，而不是加入球队打球。代际治疗的治疗师如果对自己家庭的三角化过程、未解决的情绪依恋、情绪割离、家庭投射过程、多代传递过程没有足够的分辨和领悟的话，这位治疗师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焦虑带到治疗中，他会显得过度负责任，全心全意地投入家庭过程，成为情绪系统的一部分，结果是让家庭幼稚化，而自己耗尽（burn-out）。代际治疗的治疗师的人格的作用远大于任何技术，以至于治疗师被看作是治疗的最基本的工具和技术。( Bowen, 1978)
在代际治疗中，治疗师关注的是家庭的过程，而不是每个人说了些什么。治疗师常思考的问题是：这个家庭哪些地方曾经出现过症状？哪些过程可以运用理论进行解释？哪些外来的压力和内部的问题增加了这个家庭的焦虑？三角关系是怎样构成、怎样起作用的？他们近来又是怎样活动的？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情绪反应是怎样的？每个人在其他人的情绪反应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Bowen的治疗中，在治疗前有一个评估，可以是和家庭成员的任何一种接触。如果某一个家庭成员愿意分化自己的感受和理智，而不是责备其他成员，那么和他一个人接触也足以进行评估性的访谈。做家族史时，Bowen关注家庭三角关系和家庭成员的分化水平；关注家庭成员们如何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病人身上；关注病人对家庭的反应，以及家庭中的关系，如兄弟姐妹的排行，父母在原来的家庭中的关系。并用家谱图作辅助。这种探查往往是从配偶的基本经历开始，包括各方面的信息。如出生时间、地点、学历和工作史，目前的工作状况、健康史、死亡原因及时间，子女和延伸家庭的这方面的信息。夫妻之间是如何相识相遇的？何时决定结婚的？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个决定？他们怎样重拾恋爱时的回忆？那一时期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人们对他们的反应如何？一些细节也应该注意，如婚后住在什么地方？搬家的情况？怀孕、流产、生育的信息。( Bowen ,1966)
代际治疗的治疗师在治疗中的功能体现在四个方面：
（1）解释和澄清配偶之间的情感过程：Bowen谈到，“大部分夫妻都是感情世界的俘虏，为对方的情结所束缚，而没有去真正了解对方。在求爱期，大部分夫妻可以使他们成人生活的关系极为开放。婚后，每个人都开始迅速了解使对方焦虑的问题。当对方焦虑时，为避免自己的不适，双方都避免焦虑的问题，于是，婚姻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就成了讨论的禁忌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多数婚姻中，这是一种沟通的失败。”治疗师应该通过提问或解释的方式来澄清双方交流中的信息和情况的反馈过程。治疗师要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使每个人的反应如此强烈？他们每个人是什么样的？对于另外一个人究竟是什么刺激使他发生了这个反应？什么原因是那个人变得如此特殊以至于她的反应完全不同于其他人？例如，当有一个人情绪激动时，治疗师可以问另外一方是否注意到了对方情绪的改变，这是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否常见？这种反应在解决困境，与人沟通等方面的效果如何？
（2）使自己保持在情绪三角过程之外：当治疗师见到夫妻双方时，治疗师就变成了包括这对夫妻在内的三角关系的一个成分。治疗师一方面要同时和双方保持情感上的接触（共情），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保持情绪的中立。Bowen通过临床经验得出结论，“如果两个人都同第三者保持情绪的接触，而那个人又能灵活地与这两个人联系而不偏袒任何一方，那么这两个人的冲突就会自动解决。”
（3）讲授情绪系统的功能：任何临床工作都有解释、说教的部分。代际治疗师有时也结合家庭系谱图进行解释。但解释时要注意避免受焦虑的影响，主要是两方面的焦虑，，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但家庭中焦虑过高的时候，治疗师的解释可能被歪曲，被认为是批评，从而使解释无效。
（4）在治疗过程中证明自我分化：治疗师在治疗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保持一个“我位置”（ I position）, 及冷静地坚持自己的观念，并采取行动，不对别人的信仰挑毛病，不卷入情绪性争论，这样，家庭中其他成员也会开始同样的过程。治疗师明确向这个家庭确定自己和他们的关系，家庭成员也就会比较容易地确定自己。
在代际治疗中，治疗师往往会找到分化程度最高的那个人对他进行干预，通过它来带动其他人。
2.2 Ivan Boszormenyi-Nagy的语境治疗
Ivan Boszormenyi-Nagy的治疗方式又被称为“语境家庭治疗”（contextual familytherapy）。
他的治疗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1 家族是一个连续体，家族传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既影响到人际关系，又影响到个人的内心世界；2 治疗师不应该仅仅注意孤立的个人，而是应该注意语境中的个人，人们不像我们所幻想的那样非黑即白，而是由语境决定的，人们出生的家庭环境赋予他们传统（heritage）,在这种传统中，人们能做到最好。
Nagy 认为，“无数先前世代的冲突存在于核心家庭的结构中。”（ Boszormenyi-Nagy, I. & Ulrich, D. ，1981） 一对夫妻组建家庭时，他们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把过去家族的传统带到了新家庭中，并对此忠诚。Nagy 把这称为“无形忠诚”，新家庭里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建立在代代相传的无形忠诚的基础上的。代代相传的无形忠诚的基础上的。无形忠诚是无意识的，对夫妻、夫妻双方来源的家族都是一种束缚(Boszormenyi-Nagy, I. & Spark , G. , 1973)
Nagy 指出，在每个家庭的人际交流中，都有一本记录负债和权利的帐 ( a ledger ofindebtedness and entitlements )，这本帐中有两个伦理部分：第一个部分被称作“遗产”（legacy），这是由我们的出生和社会化过程形成的帐，遗产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命”，它决定了一个人在新家庭中的角色，而这种持续的、条规化的角色是从这个人来源的家庭中获得的；而一个人还清这笔遗产帐的方式可能仅仅是他在来源家庭中学会的那些方式，比如说，被殴打的孩子以后可能会殴打他自己的孩子。遗产的第二个伦理成分是根据是否“为别人的福利做出贡献”的原则对个人做出的累计功过纪录。每个人都带着家庭的帐生活，不可能完全重新开始，实际上，试图重新开始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帐中出现了负债和权利的失衡，但平衡的帐让人们能自由地组建新家庭，而不必背上忠诚的负担。（Dorothy Stroh Becvar & Raphale J. Becvar，1988）
Nagy 认为，关系伦理中有两个方面式最基本的。一是“平等”（fairness）。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关系应该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在对每个人都平等的语境中，每个人都有权要求自己的福利被考虑和被尊重。如果一对新夫妻在他们来源的家庭中体验到了足够的公平。他们带到新家庭中的帐就是收支平衡的。关系伦理中另一个重要的特质是“信赖”（trustworthy）。
人际间的信赖感是家庭的基石，只有当家庭能面对负债和权利的帐并能有效地处理这些帐目时，家庭中才会有信赖感。
家里人获利的同时也负债，而这笔债只能返还给拥有债权的人。所以说，关系伦理中不可能像经济领域那样存在其他的替代还债形式或债权转让。这在语境家庭治疗的理论中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一对新夫妻对各自的来源家庭负有债务，而来源家庭企图对夫妻双方同时收债或夫妻中任何一方企图为对方还债就是不公平的，而且这还会造成家庭负债和权利的帐的不平衡。（Boszormenyi-Nagy, I. ，1966）
Boszormenyi-Nagy & Ulrich 发现家里人对负债和权利的关系平衡的看法有很高的主观性，“没有任何家庭成员能单独决定帐是否平衡”。（Boszormenyi-Nagy, I. &Ulrich, D. ，1981）这就需要家庭中通过讨论达成客观的账目平衡和公正。
语境家庭治疗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亲子关系被认为是不均衡的。小孩子天生就是得到的权利多于债务，这种不平衡是必要的，而父母在孩子早年的责任之一就是不求回报。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权利和负债之间的伦理平衡也就越来越重要了。然而，如果父母希望在童年期的付出让孩子在青春期回报的话就会造成问题。青少年维持权利和债务帐平衡的能力是随着年龄增长和让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青少年负的债超过了他们年龄的承受能力，就会阻碍他们的发展。也会损害他们对家庭的信赖感。而信赖是与负债和权利的帐有关的。(Boszormenyi-Nagy, I. & Framo , J.1965)这样一来，症状性行为就可能成为一笔永远算不清的帐，而从此代代下传，成为遗产。
Nagy 认为，家庭中最有问题的事情是父母中的一方要求孩子对自己的忠诚超过对另一方的忠诚，他把这称为“分裂的孝顺性忠诚”（split filial loyalty）(Boszormenyi-Nagy, I. ,1962) 。如妈妈对孩子数落父亲的不好。较严重的分裂的孝顺性忠诚的形式是，夫妻中一方和她的父母联合起来拉拢孩子一起反对另一方。而孩子这时候可能会采取“我不关心”的态度来平衡忠诚。而这种“我不关心”的态度又会变成孩子长大后的遗产，带到新的家庭中。（Boszormenyi-Nagy, I. & Spark , G. , 1972）孝顺性忠诚是一种隐形遗产，很常见，是关系动力的核心。
Nagy 用“循环板”（revolving slate）这个术语来描述人们对遗产的态度，许多人都试图反抗自己的遗产，但实际上，他们还是被大量的无意识的遗产所束缚。人只有遵从这些遗产的安排，才不会感到焦虑和内疚，因为这是忠诚的，而如果一个人找了和自己父母截然不同的配偶，就违反了孝顺性忠诚，这会让他们感到内疚。所以他们机会周而复始地重复上一代的家庭模式，并一代代往下传，这就是“循环板”，它是功能不良的家庭的核心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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