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

20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  

  

  
首先，我得以不同往常的愧疚心情坦率地承认：从登机来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时刻起，我就习惯性地感觉到，仿佛有一个冷静的观察者紧跟在我背后盯梢。甚至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当我处在你们注目的中心时，我仍然感到自己更接近那个不动情感的观察者，对于这个喜不自禁的获奖作家，这个突然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家，则觉得比较陌生一些。我希望，有幸在此发表演讲，将有助于消解这种二重性，整合我自身内部两个分裂的自我。
此时此刻，我仍然难以知道，我心目中的这种崇高荣誉与我的创作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呢？也许，在独裁统治下，在一种残酷的、充满敌意的、疏离的文化环境中，我生活得太久了，结果，发展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意识，去想这个不必多虑的问题。此外，我从各个方面获悉，我的作品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思考各种问题，既不时髦也没有吸引力。但我不想随大流，加上偶然的原因，我向来就相信，写作是一件个人的事。
这并不是说，这种个人的事应当排除严肃性。不是的，在一个只有谎言被严肃对待的世界上，哪怕写作的严肃性显得滑稽可笑而遭到奚落，也不能丢弃。世界乃是独立于我们而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个观念曾经是不言自明的哲学真理。可是，我却在１９５５年一个可爱的春日，突然省悟，只存在一个现实，那就是我，我自己的人生。这是惠赠给一个变幻无常的时代的一件脆弱的礼物，它已经被掠夺了，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没收了，限制了，被贴上标签打上烙印了。我必须从“历史”中，从那可怕的“献祭”中取回这件礼物，因为它是我自己的，它仅仅属于我自己，我必须好好照看它。
用不着说，把我与那个世界置于截然对立状态的一切，虽然不是客观的，却无疑是环绕着我的现实。我正在谈论的，是共产主义的匈牙利，是“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假如世界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客观现实，那么，人本身，甚至在他们自己眼里，也不过是客观物件而已。他们的生活故事成了一连串意外的历史事件的碎片，也许，他们对此感到诧异，却无能为力。在一个严密的整体中，分类排列这些碎片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对于主观“自我”来说，某些碎片也许太客观了，负不起责任。
一年之后的１９５６年，匈牙利革命爆发。顷刻之间，这个国家转变为主观性的。但苏联坦克迅速恢复了先前的客观性。
我并不是开玩笑。想一想二十世纪在语言方面的变化吧，词语真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子。现代作家最令人惊异的发现，恐怕就是语言的变化。一种原始文化的遗产，代代相传的语言，已经不适合表达原本没有歧义的概念，描述实在的过程了。想一想卡夫卡、奥威尔吧，在他们手里，旧的语言解构了。他们仿佛围着一团篝火绕来绕去转换语言，仅仅展示它燃烧过后的灰烬，一种新奇的表现形式在灰烬中冒出了火星。
但是，我乐于回到对我来说严格属于个人的写作。有那么几个问题，就我的处境而言是不会提出来的。例如，萨特有一本小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谁写作？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危险的问题。谢谢我的吉祥之星，我过去从来没有提过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它的危险性究竟在哪里。如果一个作家选择了他所喜欢的社会阶级或团体，有意既给予娱乐又施加影响，那么，他首先会考虑他的文体是否是一种有力的恰当的媒介。他很快就会心怀疑虑，要花不少时间来观察他自己。他如何能够确知他的读者究竟需要什么，真心喜欢什么呢？他无法一一询问。即使他问来问去，也帮不了什么忙。他只好预想读者群的需要，预想他们的期待以及作品的艺术效果。那么，一个作家究竟为谁而写作呢？答案很简单：他为自己写作。
至少，我可以说，我少走了一些弯路，比较直接地得到这个答案。的确，我曾经面对的情况比较简单一些：我既没有读者也不刻意去影响任何人。我并非为某个特殊的原因而开始写作，我所写的东西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发话。如果说，我曾经有个意图，那就是在语言和形式上忠实于我手头的题材，此外，别无他求。在国家对文学强加控制和干涉的荒诞而悲哀的时期，弄清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另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写作？这虽然是一个更值得质疑的问题，却提得合情合理而更难回答。在这里，我也是有幸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这样的问题冒出来就必须作出选择。在小说《惨败》中，我描写了一个相关的插曲。那时，我正在一栋办公楼空荡荡的走廊里，一切突发的事情均来自另一个方向。我站在走廊中间，听到一阵脚步声。一种奇特的兴奋感攫住了我。声音愈来愈大，尽管那脚步声只是一个人的，看不见他的踪影，我却突然感到，千万人的脚步声正在向我扑来，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走廊上雄赳赳地行进。此时此刻，接踵而来的踢踏声，阔步向前的大队伍，使我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刹那间，我明白了自我放弃的欣喜，领教了消融在大众中的那种陶醉感，类似于尼采在有所不同却与此相关的语境中所说的那种酒神的狂喜。仿佛是某种机械的驱动力推着我，拉着我，趋向那无形的行进队伍。可是，我感到，我必须靠边站，必须紧贴在墙上，以免降服于这种磁性的诱惑力。
我描述的这一强烈的瞬间，是我体验过的。它如梦似幻的渊源，似乎并非酝酿于我的内心深处，而是发端于外界的某个处所。每个艺术家都熟悉这样的瞬间。有时，他们称之为灵感的爆发。但是，我不想把这种体验归类为一种艺术的“天启”，而是视之为一种存在的自我发现。我从这里赢得的，不是我的艺术——艺术的工具那时还不是我之所长——而是我的生命，我近乎失而复得的生命。这种体验，就是孤独的体验。这是一种更困难的生活状态。我的开头话已谈及这一点：它需要从那些正在被施加催眠术的大众中走出来，从那种使得你没有个性没有命运的历史中走出来。我惊恐地发现，在我从纳粹集中营回来十年之后，走到人生中途，仍然笼罩在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诅咒之下。我所经历的一切，只留下一些污浊的印象和传闻。人们常说，那都是碰巧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显然，这种幻觉的瞬间根源于漫长的早期经历。弗洛伊德追溯到一种被压抑的创伤。他也许是对的。我同样倾向于理性的探索。神秘主义和各种盲目的冲动，莫名其妙的狂喜，对于我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因此，当我讲到一个幻象时，我必须挑明，它是某种以超自然的外观出现的真实的东西——是我内心深处缓慢成熟的思想的爆发。此情此景，我不妨借用一个古老的惊喜的呼叫语来表达：“Ｈｅｕｒｅｋａ ！”——“我发现了！”可是，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我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对我来说，不外乎把一块小奶油蛋糕泡在茶杯里，像普罗斯特那样追忆似水年华的滋味。１９５６年起义被镇压之后，由于必须与我所操的语言打交道等原因，我决定仍然留在匈牙利。这样，我就可以观察一种独裁制度是如何运转的。这一次，不是作为一个孩子而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观察。我看到，整个民族如何被迫否定它自身的理想；我看到初级阶段，人们如何小心翼翼以求顺应的种种迹象；我恍然大悟，所谓希望，乃是邪恶手中的工具，康德的绝对必要的起码道德，只不过是自我保护的看主子眼色行事的的婢女。
在有限的天地里，在一个疲惫不堪日趋衰败的独裁国家，这就是作家享受的自由，我们能想望获得更大的自由吗？六十年代匈牙利的独裁制度的巩固，几乎得到全社会一致的拥戴。后来，富于幽默感的西方人把这种制度戏称为“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国外的风凉话，一传到匈牙利就失去了原汁原味，共产主义怪胎被包装过后，贴上了西方羡慕的共产主义商标。在这种保持一致的烂泥潭污浊的底层，你要么放弃斗争，要么寻找通向内在自由的曲径。一个作家头上的天空，毕竟是浓云压低了的；要干这个成本不高的行当，只要有纸张笔墨就足够了。每天早晨，我心中唤醒的厌恶和沮丧，即刻把我引导到我要描绘的那个世界。我必须有所发现，我必须把一种极权主义逻辑之下的呻吟置于另一种极权主义体的重轭之下。这就把我的小说语言转变成为一种颇多影射的媒介。
现在回顾起来，真诚地考量当时的处境，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在一个自由社会，我也许无法写出今天的读者所知的、瑞典学院为此最高荣誉而遴选出来的小说——《没有命运的人》。不会的，我也许瞄准了某种别的东西。这并不是说，我不会尝试探索真理，而是说，我也许会领悟到另一种真理。在图书销售的自由市场上，我也许会尝试生产一种比较惹人注目的小说。比方说，我也许会试图在小说中打破时空界限，仅仅叙述最有力的场景。我的集中营小说主人公可能不会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因为，无论他的时代还是他的语言，乃至作为个体的他本人，一概不能实实在在地属于他自己。他记不得了；他仅仅存在而已。
然而，从头至尾按时间先后顺序的单线叙述，也可以铺设隐蔽的陷阱而避免平板，这个可怜的孩子必定遭遇人生的种种危难险境，跳不过痛苦的细节而掉入陷阱。尽管没有一系列伟大的悲剧性瞬间，但他所经历的日常生活同样是严酷的，不断重复的，就像现实生活本身一样。
单线叙述的方式，可以引向异常的洞见。它要求每个场景都要完整地描写出来。比方说，它不容许我轻快悠闲地跳过二十分钟的时间，因为那二十分钟横亘在我前面，如一道鸿沟，如一个可怖的黑洞，如鬼哭狼嚎的万人冢。我现在要谈论的那二十分钟，是我抵达伯克劳（Ｂｉｒｋｅｎａｕ）死亡营的火车站时一分一秒度过的。那时，刚从火车上爬下来的人们，就是在这个车站被转交给那个做挑选工作的军官。我或多或少还记得那二十分钟，但小说要求我别相信我的记忆。我所读过的幸存者的记述、回忆录和忏悔录，全都一致表示，当时的每一件事都进行得太快了，根本无法看清楚。火车车厢的门是突然推开的，到处听到人们的喊叫，警犬的狂吠，男人和女人突然被分隔开了，在一片嘈杂声中，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军官面前。他飞快地瞥了他们一眼，伸手指着一堆东西，接着，他们发现自己都穿上了囚服。
我清晰地记得那二十分钟。寻找原始资料时，我首先阅读了塔丢兹·博罗维茨（Ｔａｄｅｕｓｚ Ｂｏｒｏｗｓｋｉ）的完整的自我折磨般的叙述，其中的那个故事题为“女士们先生们，到毒瓦斯那里请走这条路。”后来，我突然想起抵达伯克劳火车站的一系列人货混装的照片。这原本是纳粹精卫队的一个士兵拍摄的，后来，一个美国士兵在获得解放的达坞（Ｄａｃｈａｕ）集中营前精卫队兵营中发现了那些照片。我惊异莫名地看了又看，我看到可爱的微笑的妇女，看到眼睛炯炯有神的青年，他们全都充满善意和协作的诚意。这时，我懂得，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那蒙受耻辱的二十分钟，那白白消耗、可怜无助的二十分钟，是如何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当我想到所有这些现象如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类似的方式重复时，我洞察到恐怖的机制，我终于明白了，让人性反过来自我作贱一番，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一步步继续挖掘，渴望径直发现一些什么。这就是启发了我的方法。很快，我就充分认识到，对于那些我正在为之写作的人们，对于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我并不是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对文学还必须做些什么事呢？这个问题，我就很想探讨。因为，对我来说，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清楚地把我与文学以及与文学概念相联系的理想和精神划分开来了。像许多别的事件一样，这条界线的名字，是奥斯维辛。要写奥斯维辛，就必须懂得：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奥斯维辛一度中断了文学。要写奥斯维辛，就只能写带有宗教色彩的文学，只能写一部“未完待续”的连载小说，它始于奥斯维辛，仍然在我们的时代继续发展。我的意思是说，奥斯维辛之后，迄今为止，尚未发生过什么足以根除或杜绝奥斯维辛的事件。在我的作品中，纳粹大屠杀从来就无法用过去式来表现。
常常有那么一些人，谈到我时或称赞或抱怨：我只写一个题材：大屠杀。我对此没什么可争辩的。请问，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为什么我就不能在某种条件下占据指定给我的那一层呢？今天的哪一个作家没有带着大屠杀的印记？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作家无须选择大屠杀作为直接题材，我们也可以听出几十年来深深伤害了现代欧洲艺术的断裂的声音。我要进一步说，我不知道，有哪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没有折射出这一断裂。好比一夜恶梦之后，你环视周围的世界，全都被击溃了，简直无可救药。大屠杀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从来没有仅仅视为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我从来就不相信，这是犹太人在逻辑上衔接其历史考验和先民苦难的最后一幕。我从来没有把它看作一次性的越轨行为，看作一去不复返的大规模集体迫害，我也没有把它看作以色列复国的一个先决条件。我在奥斯维辛所发现的人类状况，是一次大冒险的终点，是欧洲猎奇者在走过两千年道德和文化的历史之后抵达的一个中转站。
现在，唯一值得深思的，是我们要从这里走到哪里去。关于奥斯维辛，我们可以提出不少问题，例如，要不要在那里划一条断裂线？是保留历史的记忆，还是让这个冷却了多年的话题尘封在历史的档案里？要不要为千百万受难者建造一座纪念碑，倘若可能，应当建造怎样的纪念碑？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紧要问题。
奥斯维辛的真问题在于，这一历史事件业已发生了，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既不能美化，也无须妖魔化。匈牙利信奉天主教的诗人皮林茨基（Ｊａｎｏｓ Ｐｉｌｉｎｓｚｋｙ）称之为一个“障碍”，准确地道出了这一严峻状况的基本特征。他的意思是说，奥斯维辛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中发生的，因此，对于习惯于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的人们来说，它永远无法逾越。
旧的预言说，上帝死了。自从奥斯维辛以来，我们更孤立了，许多事是明摆着的。我们必须靠自己创造价值，必须一天一天地以执著的人道工作来创造价值。我们看不见的努力，最终将赋予这种价值以旺盛的生命力，并且有可能为欧洲文化重新奠基。瑞典学院认为我的作品符合诺奖条件，但我认为这次颁奖只不过表明：欧洲再一次需要见证奥斯维辛，需要见证大屠杀的经历。作出颁奖的决定，需要勇气和决心，请允许我这样说，邀请我到这里来也需要勇气和决心，因为，我在这里要说些什么，是不难猜想的。企图种族灭绝的“最后解决”的行径，集中营囚徒揭露的真相不能被曲解。保存创造力的唯一的幸存方式，是再次意识到这种零点状态。
难道这一清晰的视象不能结出果实吗？在无法逾越的悲剧撞击出来的彻悟的深层，隐藏着一切价值中最崇高的欧洲价值——那就是自由。自由以丰富的色彩点染着我们的生活，它唤醒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存状态的确定事实，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为之承担的责任。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我能在这里用我的母语——匈牙利语来表达这些思想。
我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里，母亲一方来自特兰希尔范涅（Ｔｒａ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ｅｎ）的克洛斯瓦（Ｋｏｌｏｚｓｖａｒ）；父系一方来自巴拉东湖区（Ｂａｌａｔｏｎｔｒａｋｅｎ）西南部。在每一个星期五晚上，我祖父母还曾照旧点燃安息日蜡烛，但他们把名字改成了匈牙利人的名字。对于他们来说，把犹太教视为他们的宗教，把匈牙利视为祖国，乃是自然而然的。我的外祖父母死于大屠杀；当布达佩斯犹太人经营多年的家园，被强迫拆迁到匈牙利北部边界地区时，我祖父母的生活再度被拉科希（Ｒａｋｏｓｉ）的共产主义统治摧毁。我想，这一简单的家史浓缩了、象征着这个国家近代历史的阵痛。它教给我的，不仅有辛酸和悲哀，也有了不起的道德潜力。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犹太人，首先就要接受这个族群再次遇到的道德挑战。大屠杀无疑创造了一种文化，其目标必定是经由心灵之旅来弥补无法弥补的现实——即所谓精神上的“净化”（ｋａｔｈａｒｓｉｓ）。在我全部的创造努力中，是这种欲望激发了我的灵感。
我的演讲就快结束了，但我还得承认，我仍然没有满意地发现我一生的创作够得上诺奖水平。现在，我要深深感谢：感谢你们给予的爱心，是这种爱心拯救了我支撑了我。但是，让我们想一想，在艰难的人生之旅，在我的这一“事业”中——假如我可以把文学称为一种“事业”的话，有某种动情的、荒诞的奥义。离开信仰支撑的精神领域，没有前瞻的眼光和形而上的正义感，就无法思考文学的奥义。换言之，不掉进自我欺骗的陷阱中，不经波折，不触礁翻船，就无法思考文学的奥义；割断了生死两界冥冥中连接的纽带，漠视千百万牺牲品，漠视那些只见过残暴没见过怜悯的受难者，就无法思考文学的奥义。要做一个例外，既一帆风顺，又深得文学的奥义，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注定就是时代的宠儿，那就难免与随机性的荒诞秩序共谋。到头来，这种荒诞秩序统治着我们的生活，一支死亡别动队露出怪诞的凶相，把我们裸露在不人道的权力之下，裸露在可怖的暴政之下。就在我准备这次演讲时，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使我恢复了心灵的平静。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棕色大邮包。它是布痕瓦尔德博物馆负责人沃尔克哈德·奈杰（Ｖｏｌｋｈａｒｄ Ｋｎｉｇｇｅ）寄来的。他附夹了一个小信封，有他衷心祝贺我的短笺，并且提醒我：假如疲于应付，就不必拆阅。邮件里装的，是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８日集中营囚犯每日报道的复印件。在“消耗”一栏，我获悉第６４９２１号囚犯的死讯：伊姆雷·凯尔泰斯（Ｉｍｒｅ Ｋｅｒｔｅｓｚ），工厂劳工，犹太人，生于１９２７年，已死亡。这里有两处错误：当我被转移到布痕德瓦德集中营时，我的生年和我的职业进入了官方的注册名单。那一年，我不得不虚报了两岁，以便不被算作一个儿童，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学生，必须说成工人，这样才能对他们有利用价值。
简单地说，我曾经死过，因此活下来了。也许，这就是我的真实的故事。倘若如此，我把这部作品，这部从一个孩子的死亡中诞生的作品，奉献给千百万死难者，奉献给仍然怀念他们的人们。但是，由于我现在谈论的是文学，是按照你们学院的观点，同时也属于一种见证的文学，因此，我的作品也许对未来还能有所裨益，甚至能对未来说话，这是我真心的祈愿。每当我想到奥斯维辛的撞击留下的创伤，我最后总是讲述那些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一想到奥斯维辛，我的反映就是吊诡的，我思考过去，但我更多地思考未来。

（由诺贝尔基金会授权根据瑞典文翻译，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２００２ Ｔｈｅ Ｎｏｂｅ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