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威廉.铎贺提（William J. Doherty） 译者⊙ 李淑珺
二十世纪见证了心理谘商在主流文化中的胜利，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後十年，美国大众却对心理谘商产生了信心危机。他们开始怀疑的，并非心理谘商明显的益处。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美国人都曾在一生中某个时候选择去看谘商师或治疗师，而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心理谘商对个人问题是有帮助的。大众真正质疑的是，心理谘商是否能够有助於我们这个时代深层的社会与道德问题。谘商师合理化暂时逃离个人责任，道德责任，和所属社群的行为，是否只是让这些问题更加严重？这样的忧虑不但来自外界，也来自心理谘商的社群内部。容格学派的谘商师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和他的同事麦可·凡度拉（Michael Ventura）的一本书就以非常挑衅的书名表达了他们的疑虑：《我们拥有心理谘商一百年了──结果世界变得更糟》（We’ve Had a Hundred Years of Psychotherapy—and the World’s Getting Worse）。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间，伍迪·艾伦与米亚·法萝对於孩子的监护权争夺案，在媒体上广受注目。从这个案件就可明显看到社会大众对於心理谘商的幻灭。案件中最凸显的一项争议是，伍迪?艾伦既然与法萝十九岁的养女有秘密恋情，他是否还适合担任一位父亲。就像大多数儿女监护权的争议一样，没有人能够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但是这次最受质疑却是以专家证人身分出庭作证的所有谘商师。这些谘商师被问到是否认为艾伦不应该跟自己爱人的女儿，也是他自己孩子的姊姊暗地相恋时，都不肯做出带有价值评断的结论。他们使用的说法彷佛水门案听证会的重演：「伍迪?艾伦『可能』有判断上的错误，」「这段感情在这种状况下是一个错误，」以及（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说法）「这种情况是後现代家庭的反映。」法官一再尝试之後，仍旧无法让任何一位专家证人超越道德中立的治疗标准用语，到最後，他终於愤怒地打断其中一位专家证人：「我发现来这里作证的这些谘商师所说的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你们说什么『判断错误，』或『缺乏判断力，』但是没有比这些话更强烈的措词吗？你们一再说明『後现代家庭结构』以及人际关系的类型，可是我们还是没有谈到跟孩子的姊姊上床这个重点。到底这种行为表示什么？」
这些专家证人当然不笨也不无能。相反的，这些备受敬重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婚姻家庭谘商师是被困在心理谘商用语中无法自拔，而这些用语早就将道德的牵绊摆脱地一乾二净，不再包含任何所谓「对」与「错」，「应该」，「责任」与「义务」等字眼。这些证人如果以道德的用语回答法官问话，就可能会显得不够专业，结果反而变得不像专家──这种两面不是人的处境让我很庆幸自己不在这个位子。而充满质疑的法官，就跟表达过类似观点的无数专栏作家一样，代表了一般大众的看法，认为在理解与衡量人的行为时，道德仍旧是一项重要的考量。
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有两件罪案的审判备受美国民众关切，其中一件是弑亲案，另一件则是对配偶的重伤害，同样是许多人认为与道德有关的行为。洛杉矶的曼南德兹（Menendez）兄弟宣称他们长年受到父亲的身体虐待与性虐待，并坦承因此杀害他们的父母。萝瑞娜?巴比特（Lorena Bobbitt）也坦承在他丈夫熟睡时，割下他的阴茎，并表示这是为了报复她丈夫多年来对她的虐待。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证词发挥了关键影响力，最後导致曼南德兹案的陪审团无法作成决议，而萝瑞娜?巴比特也获得当庭释放（她丈夫先前也在施虐案件中获得无罪释放──至少这个状况还算平衡。）从好的方面来看，这些结果显示现代社会对身体虐待与性虐待会造成的影响，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过去大多数人还以为这些问题极为罕见或只会造成短暂的伤害。但是从报章杂志的评论和谈话节目的讨论中可以发现，许多人因此担忧对个人行为负责的观念正逐渐在公众领域中消失，而谘商师则已经变成魔术师，可以利用心理学词藻的面纱，让道德意识消失无踪。
同样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谘商师的一些行径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社会大众指控谘商师鼓励当事人回想儿时受到性虐待的记忆，而戕害了家庭的情感联系。其中所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而关於成年人的儿时受虐记忆是否可靠，以及某些谘商师诱发当事人的记忆，这些记忆後来却被证实相当可疑，这种行为是否妥当，心理健康专业人士自己都有壁垒分明的两极看法。不过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谘商师越来越常被描绘成披著自由外衣的罪魁祸首──甚至成为讽刺漫画的嘲讽对象──无能的谘商师已经算是好的，最糟的谘商师则会鼓励当事人编造记忆，让他们的家庭分崩离析。虽然这些描绘并不见得公平或贴切，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媒体上的治疗节目和自助式心理书籍都将父母描写成坏人或压迫者，无疑对这种偏见有推波助澜的结果。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些对心理谘商的批评视为低俗流行文化的副产物，但是事实上在社会学与哲学的领域中，也已经有观点犀利的当代人士挺身发言。当今在全世界赫赫有名的两位哲学家，亚利斯达·麦克英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和贾格?哈柏曼（Jurgen Habermas）都曾质疑「心理谘商文化」对当今道德规范造成的影响，也都认为心理谘商与西方世界中，家庭与社区的衰微有密切关连。相似的评论也出自许多社会学家与社会评论家，包括菲利普·利亚夫（Philip Rieff），罗柏·贝拉（Robert Bellah），克里斯多佛·蓝许（Christopher Lasch），麦可·蓝纳（Michael Lerner）和麦可与莉丝华拉许夫妇（Michael and Lise Wallach）等。
大众对心理谘商师的信心受到侵蚀的此时，心理谘商这个行业也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职业与伦理危机。美国社福体系开始控制心理医疗的给付，结束了心理谘商的黄金时期──一九七零年代期到一九九零年代早期。这段时间内，大批的谘商师涌进这个领域，因为这里提供了充足的工作机会，独自开业收入丰硕的前景，还有高度的专业自主性。谘商师就跟一般医生一样，预期保险公司会给付他们认为合理且必要的一切治疗。但是现在在心理谘商控制制度下，谘商师必须配合由第三方拟定的治疗大纲，而这些治疗大纲大都坚持以短期疗程，专注於治疗某一项已经诊断的特定精神问题。
结果是许多谘商师被迫要提供与他们当初训练不同的治疗：短期的，专注於某项问题的谘商，不去牵涉有关生活品质或个人发展的较广泛问题。专业自主性的丧失，日益增加的执业不当诉讼，和监督委员会对谘商师越多越来的惩处行动，使得许多谘商师面临道德上的两难处境，似乎无法同时让当事人满意，又让付钱的第三方和监督委员会满意。这种经济上与伦理上的两面夹击，已经在一九九零年代严重震撼心理谘商领域。
正当谘商师需要大量的政治支持时，这些支持却没有随即出现，因为即使社会大众通常都很感激谘商师对他们个人的帮助，却认为谘商师在公众领域只会千篇一律的重复心理学的吊诡说词，而无法直接了当地谈论道德责任与担当。连向来拥护心理学有其敏感性的专栏作家爱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都受够了，她在评论伍迪艾伦一案时写道：
「我鲜少支持对所有人类行为贴上善恶标签﹍我也不会随口批评某事『邪恶』。但是有些时候﹍我也不禁怀疑，当我们把精神医生的辞汇当成第二语言，用世俗的接受包容说法代替宗教上的善恶评论时，也等於在大脑里切除了道德判断的能力。尽管我并不愿意这样想，但是否在反对随意评断的同时，我们已经变得无法再做任何判断了？」
同时面对社会大众日渐升高的质疑和专业领域上的自主性缩减时，我们这些谘商师可以哭喊受到误解或不被感激，但也可以展开痛苦的自我检视，审视我们对於当今的社会问题和我们自身的困境，要负起多少责任。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喜欢将自己视为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之一──即使受限於我们自身的能力和外力的力量──而绝不会认为自己是问题之一。比较轻松的方式当然是认为自己是在帮助这个无情破碎的社会的受害者，只要面对很容易辨别的敌人：贪婪的资本家，自私自利的政客，和压迫人性的宗教团体。但是真正阻挠我们的，其实是我们无法协助解决当代严重社会问题的事实。
本书认为，自佛洛依德以降的谘商师都太过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而太过忽略家庭与社会责任。在这个多元化而道德苍白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在心理谘商的实际操作上加入道德观念，需要培养谘商师的美德，给予谘商师成为道德谘询者所需的技巧。我认为道德责任和社群福祉的观念在心理谘商中始终是存在的，而小心平衡地注意到这些议题，将使心理谘商对於减轻人类问题更有贡献。而且我认为，谘商师如果不关注这些较广泛的道德与社群问题，心理谘商将会被任意控制，沦为只是医疗市场上另一项商品而已。当心理谘商除去了道德观，它就已经失去它所能运用的任何道德筹码，来对付许多公家机关官员和医疗体系管理人只依据经济考量做决定的霸权。谘商师如果缺乏了道德筹码，还呼吁维持优厚的心理医疗给付，就像军火商疾呼缩减国防预算会危害国家安全一样可疑。
任何学术研究都一样，批评永远比重建来得简单。我对於心理谘商的社会批评，其架构大半来自於社会学家为文讨论的当代个人主义文化。虽然不是最早，但却最具影响力的评论是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思考惯性》（Habits of the Heart），作者是罗柏·贝拉（Robet Bellah），李察·麦德森（Richard Madsen），威廉·苏利文（William Sullivan），安?史威德勒（Ann Swidler），和史帝夫·提柏顿（Steven Tipton）。这些作者认为心理谘商是美国社会中个人主义自我利益霸权的中心。他们认为大多数心理谘商师都在无意中宣扬一种「情感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经济个人主义」（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的表亲。「经济个人主义」认为如果个人能够自由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整个社会都会因此受益。而「情感个人主义」也适用同样的逻辑：每个人都应该专注於自身的心理福祉，因为个人的心理健康最终就会成就家庭与社会的健康。所以最简单的情感个人主义就像是滴漏经济理论，变成只要对自己负责，就等於对他人负责。（译注：滴漏经济理论，trickle-down economics，这种经济理论认为只要经济结构的最上层蓬勃发展，位於下层的自然也能分享到一点好处，这样的经济政策嘉惠大企业，造成企业势力越来越庞大。）
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在一九六零年代出版了两本书，名为《佛洛依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Freud:The Mind of the Moralist）以及《治疗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预测了一些应对方式。瑞夫认为，西方文明接连被四种类型的「理想人物」所主宰：1.罗马古典时代的政治人，2.宗教人（犹太教与基督教时期，直至启蒙时期），3.经济人（从启蒙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到现在则是4.心理人，他们的目标是自我的满足和对个人的了解，以求能够驾驭「最後的敌人──自己的人格。」根据瑞夫的看法，从佛洛依德之後，二十世纪最突出的精神领袖都明确表达他们的信念，认为即使在社区瓦解时，仍旧可以把持的新的中心，就是自我。随著「谘商主义」越来越取代宗教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引，心理谘商师也在今日的美国社会成为实质上的道德导师。
而在谘商师被赋予道德导师这样的角色时，最大的问题当然是，谘商师其实向来都努力不去碰触道德问题。从佛洛依德之後，所有主流心理谘商模型赖以建立的基础，都是以科学和医学诊断的概念取代道德概念。佛洛依德把道德良心放在「超我」的部份，而「超我」这部份即使有存在的必要，也经常是传递个人文化中道德规范的苛刻暴君。佛洛依德把道德观移出核心人格（自我）之外，也移出心理谘商之外，从此之後，谘商师就再也没有让道德重回自我或心理谘商中。结果便产生了以个人自我实现为依归的自我中心道德（reflexive morality），对他人与社区的付出都被视为达成自我实现的方法而已，只在对我们自身有好处时，才需要维持，否则就应该舍弃。这里我要引用两段字句，其一是在一九六零年代时，由佛瑞兹?波尔斯写下的「完形心理谘商」的「祈祷词」。（译注：Fritz Perls，1893-1970，完形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完形心理谘商，Gestalt therapy，完形心理学诞生於一九一二年，强调经验与行为的整体性，反对当时流行的构造主义元素学说，和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的公式，认为整体不等於部份之合，感觉不等於感觉元素的集合等。）其二则是引自广受欢迎的作家葛儿?席希（Gail Sheehy）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年过渡期的畅销书。这两段文字说明了至今仍然常伴我们左右的一种意识形态。
【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
我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迎合你的期待，
你活在这个世界，也不是为了我的期待。
你是你而我是我，
如果恰巧我们找到彼此，那多么美好。
如果没有，那也没办法。】
【当你踏上中年的旅途时，不可能带著所有的东西。你正要离开，离开各种制度的要求和其他人的期待，离开外界的评量和指使，以便寻找内在的肯定。你正在离开角色，进入自我。如果我能够在送人踏上这趟旅途时，给他一样礼物，那将是一顶帐篷。一顶可以短暂栖身的帐篷，一个可以带著走的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藉此重生，变得真实地独一无二，有更大的能力去爱自己，去拥抱别人﹍自我发现的喜悦随时可得。我们爱的人会从生命中出现或消失，但爱人的能力却会始终存在。】
我在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第一次读到这些文字时，对其中包含的洞见与大胆无比崇拜。但是现在我却对其中的偏颇感到惊骇。我看过太多父母「离开」他们的儿女，太多伴侣在吸引人的其他选择出现时就抛弃婚姻，还有太多个人躲在「这不是我的事」的大标题下，逃避社会责任。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广泛的讨论，重新评估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个人利益获得自由後，到底产生了什么结果。其中有些讨论以诡辩的说词倡议应该回到古早时代，回到妇女和弱势族群被社群传统边缘化，而特定白种男性才有权追求个人利益（大部分指经济利益）的时代。但是同时也有更多追求进步的重新评估的声浪，他们了解追求个人自由和快乐的理想对现代社会有重大的贡献，也认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抗争仍未结束，可是他们同时也相信，在美国的主流文化中，个人利益（包括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利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社区生活和社会责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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