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1987年来，一些德国和中国的精神病学家及心理学家在心理治疗领域一直在致力于一个不同寻常的多文化间合作。这个合作与中国过去20年来的发展紧密相连，并以其特有的先锋创新精神为人所知。
     
　　而这都是从1988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一届德中心理治疗研讨会开始的，那时新的治疗方法正在被引入中国；到1995/96年德中心理治疗学会成立，其发展至今已经拥有了超过50名的中国和德国成员。

　　这个先锋创新精神也是在起初的一个训练项目中得以体现的。该项目从1997年至1999年，持续了数年，覆盖了不同的心理治疗学校，由一个中国和德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多文化团队执行。至2006年，将近420名中国同道参加了德中训练课程和研究项目。

　　心理治疗项目活动的网络已经促成了进一步的多文化间的训练计划：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心理治疗大会，中国专家为科研和学习的目的在德国的逗留，德国同事在中国短期和长期的讲课，稳定的督导小组和新的研究计划。现在到了迈出更新的一步进行合作的时候了。

　　中国的合作伙伴和活动地点曾经和仍然是上海、昆明、武汉、深圳、合肥、哈尔滨、沈阳、青岛、西安、北京大学、成都华西医科大学、南京大学和昆明医科院的精神卫生中心或精神病院。

　　如果没有我们合作伙伴的决策者和上述中国省市的当地卫生局经常令人惊讶的非常规性的支持，如果没有多种德国基金会、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德国教育科研部、劳动部、巴登-符腾堡州健康和社会事务局、德国心理治疗协会和数个私人赞助者的支持和承诺，许多我们的计划和活动是不可能举行的。

　　这个成功举办多年的合作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一个这样的事实，即不是借助于于政府或大学项目，而是起因于几个相关中国和德国治疗师的个人关系。一方面，这给我们自由来教导我们认为是恰当的内容，即便有时候还是会有不少的控制，而在另一方面，这允许我们在该领域的探索。

介绍

　　今天，在中国，心理治疗学存在于一个所有领域加速变化，社会和个人生活均受影响的社会中，我们相信，这种变化远比欧洲内同一时期发生的更为深刻和广泛。

　　我们将给你一个关于我们中德合作计划、一些经历、想法、说明和一些个人观点。为了阐明我们的主题，即心理治疗传递到中国，至少介绍下这些基本过程的背景及与中国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作为心理治疗师相关的传统设置应该是有帮助的。我们20年来的合作与中国的发展相关。当然，不可能对中国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历史给予完整的回顾，但我们想要吸引你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关注。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与我们的主题及对此的理解是有关的。

20世纪

　　中国和西方各种的碰撞是从19世纪开始的，承受了政治的屈辱和整合西方科学的热情。新的、有时甚至革命性的观点和完全新的科学主要由曾去欧洲和美国留学的大部分有影响力的中国家庭的儿女们带回中国。
比如，早在1917年，于北京大学成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并在之后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蔡元培。他曾经在冯特所在的莱比锡大学学习。第一个心理系在南京高级师范大学成立，由陆志韦和陈鹤琴领导。潘菽，以后的中国心理协会理事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去芝加哥前曾在那里学习。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武昌大学、厦门大学、广州大学的心理系相继成立。从美国返回的学生帮助引进经典行为主义理论到中国心理学。在1921年，心理学会成立。早在1928年第一个中华心理学会开始工作。

　　传统中药在19世纪20年代末期被禁止，在需求下，西药的胜利进军达到极点。这项法令由于来自中国人的压力而被撤销。

　　精神病院，大多数由传教士开通于上海、汉口、哈尔滨和苏州。然而，一些医院仅仅处理心理痛苦，但是有些医院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开始转向新的治疗方法。中国人再在国外学习美国的精神病学时，值遇那时影响大多数美国精神病学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这些学生中的一个是夏镇夷，以后成为了上海精神病院院长。

　　心理学成功的发展伴随着协会和研讨会的成立以及心理分析、行为主义和哲学文献的翻译。这个发展没有被打断，直到日本对中国战争的爆发。在战争的环境下，所有的大学不得不撤离。例如，部分的北京大学在遥远的云南省使用临时场所。曾经由德国人创立的同济大学，包括老师、学生和医学院的图书馆从上海逃至四川（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大学返回上海。在1954年，同济大学的医学院被中央政府从上海迁移至武汉，成为武汉医科大学）。

1949年至1966年

　　在1949年，大约有60名精神病学家在中国工作，与1931年的数字完全相同。

　　自1949年，一场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开始对城乡家庭产生新的冲击。经济开始社会主义化。公社在农村逐渐确立。经济模式受到俄国社会主义方向的影响。

　　家庭结构的某些部分由于家庭成员的工作单位或机构而产生偏差。属于某单位是随机分配，而分配是持续终生的。工作单位控制家庭成员的生活，同时也承担义务给予补助。生活住处、结婚、出生、殡葬、拜访在外省的父母，所有的事情受到单位的管制。单位自身具有高度的等级结构。

　　当时，数以百万的人们遭受着流行病或慢性疾病。一个新的医疗系统必须被建立。乡村基础卫生和群众医疗运动导致瞩目的成果。对鸦片贸易的强硬干预减少了瘾君子。只有一些重病患者在国家的控制下似乎能得到一些鸦片。

　　原本被寄予希望的乡村医疗卫生在灾难性的饥荒年中失败了。当时在贫困地区有3000万人死去。但是在六十年代末，基础医疗卫生即便在非常贫穷之地区的重新建设，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希望的象征。
因为许多人在战争和内战的艰苦岁月中受到创伤，他们中有许多人是红军战士，所以小型精神病院在许多中国省份成立。如今许多大型精神病院在五十年代已经成立。

　　在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Wan Wenpeng教授、博士作为在这一领域第一个正规受训的医生决定去云南。他在云南省（现在4000万人口）的唯一一家精神病院开始他的工作。他曾在以前讲德语的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学习，在精神病院工作了数月。因为他已经将俄文的神经病学教科书翻译成中文，他是相当有名的。除了他在医院的工作，他也开始了关于少数名族跨文化的研究工作。

　　心理学不得不被改组。自1950年，心理学在生理学或哲学系被教授。

　　随着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伴随心理学一边倒的强调巴甫洛夫理论，苏联精神病学的生物学方法被采纳。精神分析著作的继续翻译被废止。早先的倾向于美国，英国和德国被终止。俄国的顾问在五十年代影响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发展。在俄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些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强制平行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
在斯大林时期关于巴甫洛夫理论的心理学和神经病学减少后，俄国心理学的复苏给中国的科学家带来新的影响和更多的自由。中国心理学会成立。

　　心理学有关人本性的讨论导致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强调。临床心理学几乎不存在。

　　然而，第一个发展自己概念的有趣尝试之一，是李心天发展的理解治疗观念——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治疗学生的心身症状。另一个学习个体心理学、心身疾病的某些方面和医学心理学的心理学家是来自北京大学的Chen Zhonggeng教授、博士。

文化大革命

　    非俄国来源的观点的小心谨慎的分析，在19世纪60年代主要来自美国的西方科学观点的小心谨慎的交流被文化大革命完全中断。在1965年，Yao Wenyuan在文章中对心理学实验的批评以他的笔名“革命人”出版。这意味着革命对心理学敌意的开始，然后，整个科学界面临约10年的深寒期。在这一时期约有1000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心理学家。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心理学家遭受攻击和屈辱。他们中的一些人严重受创，甚至自杀。精神病学家被送到乡村，然而精神病院保留下来。所有的事情被政治化。精神病院被工人、农民和士兵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控制。和中国的所有公民一样，病人不得不参加政治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病人不得不学习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或“愚公移山”。有时候医学观点丧失了。在革命的狂热时期，一些医院的治疗被停止。但是少有的例外是一些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被中国同事通过送入医院作为病人的方法保护起来。中国的精神病学在那个灾难的年代被完全忽略，所以它没有作为迫害工具被使用。

小心谨慎的变化

　　然而，在70年代的开始阶段，小心谨慎的变化开始了。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团体开始工作。他们对于感知的知识被用于毛陵墓的建设。这是对该科学来说另一个积极的政治迹象。

　　精神病院大多数的医生回来了。但是许多仍然在国内作为受到批评的人。关于精神疾病的生物或社会起因的讨论仍然激烈地持续，对病人的治疗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在一些医院，这个讨论引发了治疗中的一些新问题。如在上海，上海精神病院开始为精神分裂症病人采取三级治疗。那意味着病人受到医院、社区基础医疗和家庭的看护和控制。一个精神病人的工作中心开始工作。在北京，被称作“家庭病床治疗”开始工作。精神病人呆在家里，医生上门访问。

　　1972年与美国外交关系的改变打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大门。1973年第一个西德的学生到中国。

　　在1975年，Sibylle Feigenbutz和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写了关于中国精神病人治疗的心理学毕业论文。在德国，他们分析了稀少的材料，采访曾经访问过中国精神病院的人。在1976年，Margarete Haass-Wiesegart通过德国文化交流中心(DAAD)的研究生奖学金来到中国。汉学的学生Ann Kathrin Scheerer也在同一个团体中。德国学生团体在毛泽东死后三天来到北京。所有在北京的外国人到人民大会堂向躺在水晶棺材里的毛泽东表示敬意，向中国政府表示哀悼。在那些领导人中，一些在几星期后因为政治斗争而倒台。唐山大地震的灾难，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之一，仍然震撼着人们。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不稳定。

　　许多欧洲学生对中国抱有积极的空想主义投射，但是对中国的苦难现实一无所知。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对富裕的欧洲国家的扩大化的社会保险和公共福利系统一无所知。对一些中国人来说，心理学家有时像有超人洞察力的人。

　　在那时，从所谓的“第二世界”国家来的学生只能学习哲学、语言、文学或历史。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在北京大学学习哲学。Ann Kathrin Scheerer学习历史。负责教授留学生学习哲学的中国老师是Xu Zhengyuan教授、博士。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知名心理学家。即使英语很出色，没有中国老师敢于使用这个语言。大学在工农兵委员会的领导下。“开门办学”是官方允许洞察中国社会的少殊机会之一，是让在这个顺从和控制年代的负责老师害怕的事情。负责老师害怕国外学生的每个个人主义的行为。很少有德国人在大学或其他机构做老师。所以Doris Biedermann，一个德国老师，曾经是1977年南京大学的唯一的外国老师。
文化大革命后德中西方到中方心理治疗传递的根源

　　1976年的中国是一个以贫穷和控制为特点的社会。食物、工业产品，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定量配给。北京公务员的平均收入是30元，约3欧元。有幸得到每月15元奖学金的学生通常给家里10元。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一个时代走向结束。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面对天安门广场的100万人民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是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开始。这个发展持续至今。

　　心理学10年的禁止后，关于巴甫洛夫的第一次讲座在北京大学举行，并标志了整个科学的新的开始。Xu Zhengyuan教授、博士成为新的心理学院院长。在她去美国的影响下，Meng Zhaolan教授报告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随着工人、农民和学生委员会的离去，精神病院的医学治疗又移交给医学专家，管理权仍然保留在政党手中。这个至今没有改变。患者和其他的公民一样必须学习毛的著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课程和每周学习小组被废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常秘密进行的药物治疗最终开放地用于治疗精神障碍。

　　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屈辱的教授、老师和精神病学家又复原了。但是一些人必须在他们遭受苦难的原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分裂群体仍然存在。

　　参观精神病院是几乎不可能的。在一年的申请后，在1978年，Margarete Haass-Wiesegart能够和澳大利亚代表团一起参观知名的设备齐全的由沈渔邨带领的医科大学精神病院。与Wu Zhengyi教授、博士的谈话使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对中国精神病人的治疗有了稍许的认识，但留下了更多的疑问。

　　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中国学术界的心理学家接触Margarete Haass-Wiesegart以获得关于德国心理学研究情况的信息。她得以接触来自北京大学的Jing Jichen教授、Chen Zhonggen教授和Zhang Boyuan教授，开始讨论关于德国的临床和人格心理学。

　　1980年中国心理学家的第一次德国旅行

　　代表德国心理学会，在马普协会的资金支助下，一个德国心理学家，Mathias Petzold博士为一些受到邀请的中国心理学家组织了一次去德国的参观旅行，以及莱比锡国际心理学联合会的出席。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有来自恢复的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院的Jing Jichen、Xu Liancang和 Liu Fan教授、博士以及杭州大学的校长Chen Li教授、博士。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帮助组织这次旅行，陪同代表团到德国不同的城市参观。代表团对临床心理学的巨大影响力感到惊讶。年轻的像Jing Jichen教授和Xu Liancang教授、博士至今在他们的研究重点和国际合作对中国的心理学发展产生影响。

　　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重新建立了他们以前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联系。一些人到那里作为作客教授或进行研究工作。中国学生去密歇根州。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合作研究开始了。但是临床心理学部分还是几乎不存在。

　　在1980年，在潘菽的领导下，第三届心理学大会在中国举办。Pawlik教授、博士作为德国心理学会的理事长受到邀请。其他的外国参与者有在那时在中国学习的德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Margit Babel博士。

　　大学的医院重建、教学和研究发展迅速。学院和科学协会重新设置。在代表大会上，演讲和发言仍然受到文化大革命经历的影响。

　　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代复职科学家的勇气和学识是在学术领域加速发展的动力之一。他们影响了新一代的学生。

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巩固和发展

　　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还没有正式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在这一领域的教学材料还是被划分为“内部”（“不给公众使用”）。它们在医院或学院被发出仅仅为了内部使用，革命的序言是主要的不同点。

　　治疗会议，如果它们发生的话，通常或多或少是公开的。用尊重患者的亲密气氛来面对面的谈话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亚洲国家是不常见的。

　　如果患者不得不住院，住院费用由单位支付。咨询中心在那个时候没有被听说过。但是中国政府努力增加精神病院的床位数和提高有资格的医生的数量。

　　第一批中国精神病学家的国际活动之一是重点介绍DSM-III系统和以1982年WHO研究会为基础的国际疾病分类ICD-9。

　　1986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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