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将过去10年所举办过的各项合作活动全部罗列与此。经过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德国和中国双方成员的协力相助，在上海，北京的北大、清华，武汉，西安，分别由施祺嘉、曾奇峰、刘丹、张天布、肖泽萍、赵旭东、钱铭怡、侯则瑾组办了许多各种类型的工作坊和研讨班。提供合作的德方教员有Sachsse教授、Caspar教授、 Ambruster博士、 Hand 教授、 Wolfgang Hekele 、Wolfgang Senf 、Wolf 、Schulze等人。受Joyce Ma教授和陈向一博士的邀请，Jochen Schweitzer-Rothers 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讲座 。Hendrischke博士受赵旭东邀请， 在北京长城国际心脏病学大会上作大会发言。如前所述，多位中国心理治疗学家在一些德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进行了演讲。
2001年，受赵旭东邀请，Philipps Alf Gerlach博士和 Rolf Verres 博士参加了WHO与中国改善精神疾病服务高层会议。
一些德方成员受到中国有关机构聘请或荣誉头衔：Alf Gerlach 和Margarete Haass-Wiesegart 被聘请为武汉精神卫生中心荣誉顾问，Margit Babel 被聘为昆明医学院荣誉教授，Wolfgang Senf 和Wolfgang Hekele受到武汉的聘请，Margarete Haass-Wiesegart被聘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荣誉顾问。
2005年，13位中国心理治疗师组成的代表团应EMDR欧洲协会邀请，赴比利时参加了欧洲创伤治疗大会。在Helga Matthess的协助下，他们的旅行得到了国际人道援助项目（HAP）的赞助。方新在大会上作了演讲，介绍了创伤治疗在中国的发展。大会之后，代表团成员转道去海德堡，参加了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讨论新一轮的中德合作课程的目标和在中国进行培养培训治疗师的项目的必要性。另外，代表团还参观了Mannheim精神卫生中心的研究所，参加了由Bohus教授和Remmel博士举办的讲座，内容是有关边缘性障碍病人的住院治疗。
方新和Schifferle 夫妇一起组办了一次荣格学派治疗的研讨会。
在过去的10年中，关于中德两国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合作，在中国和德国的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中广泛地被报道。
除了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成员的一系列活动，这些年来，德国和中国的许多心理治疗学家、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开始广泛的合作。其中，Hand 教授与北京医科大学心理系合作举办了一个3年期的行为治疗培训项目。他还被聘为上海复旦大学荣誉顾问。作为研究病理性赌博的专家，他和香港的同道进行交流，对这种在中国越来越多见病理性问题作研究。
最新进展――新的需求
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者从50年代早期的20 000人增至2000年的283868人。他们为改善精神疾病患者的状况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80年代至今新增精神科病床数达30000张。精神病院从80年代中期的350家增至482家。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2005年现状报告中国每万人拥有1.06张精神科病床（德国为7.5张），每10万人拥有精神科医生数为1.29人，未提及心理工作者情况（德国为11.8名精神科医生和51.5名心理学家，这一数据未包括在流动公共卫生系统的工作者）。中国许多旧精神病院已经翻新或完全的现代化。
20年前中国精神科住院患者大多被诊断为重性精神病，而现在患者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抑郁症、人格障碍或焦虑障碍患者越来越多，但进行心理治疗的病房十分有限。
医院正在提供更多合格的心理治疗。由于在中国酒精或药物成瘾呈上升趋势，所以设立了越来越多的戒断病房。1995年在昆明，当地政府成立了第一个药物成瘾中心，这一药物依赖研究和预防机构由万文鹏教授领导。它在1994年开始和美国Day-Top进行合作的培训项目。其它机构如北京安定医院也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虽然提供了特殊的疗法，但成瘾的住院治疗仍非常少。不过近些年，开始了针对药物成瘾的美沙酮疗法。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医疗保障在扩大，但仍然不够。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发生了变化。1980年农业改革后，一度闻名于世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系统”解体，国有企业包括工厂职工的免费医疗体系带来了过度的负担，它在2000年被新的医保所取代，后者仅覆盖小部分人群，承担一部分的费用。这就意味着，许多没有医保的患者必须自己花钱看病，而有医保的患者较之以前需要承担更多的费用。贫困地区，如中国东北部，一些患者无力承担精神科住院的费用。心理治疗的单次收费根据治疗师的经验有所不同。尚未形成固定的体系。很少私人心理诊所开业。
正在经历着变化的中国社会使作为心理治疗师的精神科医生承担许多不同的职责。他们不但要保证合格的精神科和心理的住院治疗，还要培训年轻医生学习精神科知识，领导医院的建设，进行研究工作和建立新的治疗方案，现在他们还要开展心理治疗的培训项目。他们必须建立一门新的科学学科。
对于在高校心理治疗和咨询中心工作的心理学家也是如此。全国许多大学开始为学生设立咨询中心。
2001年始，卫生、教育和劳动部分别制订并执行与心理治疗培训相关的认证、考核和政策咨询。2002年卫生部成立组委会中的领导成员包括赵旭东教授、肖泽萍教授、钱明怡教授、丛中教授、方新教授和Yang Yanchun教授等。这一组委会中的许多成员是中德班的老师或学员。2002年卫生部实施心理治疗师执业认证的全国性考试，它使医生除了医师资格证外，获得心理治疗师的资格。至今每年有200多名各科的医师通过考试，但因为各地方对政策的理解不同，只有少数非医学专业人员，如心理学家有资格参加考试。2001年劳动和社保部为确保咨询的资格，推行了另一项针对心理咨询师的考试。这一考试相对准入的门槛低，所以来自各行各业成千上万的人员参加培训课程并通过了考试，获得咨询师的资格。但是，他们不允许在医疗机构工作同时不能获得医保的支付。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举办地区性会议以提高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Alf Gerlach和 Rolf Verres作为嘉宾在云南参加了此次会议。
随着公众对社会和心理问题的关注，作为治疗师和问题解决者的中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的负担越来越重。2003年当SARS爆发时，由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组织了一条相当成功的咨询热线。SARS暴露了当时的中国没有应急系统。在农村明显地缺乏可运作的医疗保障系统。中国卫生部开始致力于加强农村的公共卫生保障系统。其中包括培训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医疗人员。
心理治疗知识从西方到东方的传授正在进展中。中国和许多国家精神科和心理专家的合作较为活跃。北京师范大学的Hou Zhijin与美国同行合作开展督导项目，Norwegian心理动力学治疗培训是多项合作项目之一。与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奥地利或其它亚洲国家的合作不断加强。例如，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许多年轻精神科医师前往哈佛大学学习。从西方到东方知识的传授越来越密切。心理治疗最主要的学派在中国有一些代表。Lacan理论和实践被介绍到中国，同时还有相互影响分析、容格分析性治疗和人本治疗。香港的李维榕教授在领导一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结构式家庭治疗培训。先前我们系统式家庭治疗培训中的一些学员也加了这一培训，同时开始整合这两种治疗方法。香港的另一所大学，香港工艺大学为内地提供了社会工作系的硕士学位，系统式家庭治疗是其中主要的学科之一。
在城市形成了一个各种治疗模式的复杂市场，它以许多国际关系为特点――某种程度上，是与铁幕政策下台之后的东欧相比较。然而至今，中德项目由于它们的深度、连续性、整合性和以实践为取向性，被专业人士和整个社会认为是最好的合作项目。
自80年代来，举行了许多精神科会议。
在昆明的国际心理治疗大会－－东西方之间的对话之后，举办了一系列心理治疗大会。分别为：2003年北京的中国行为治疗会议，2004年上海的第一屇中国心理分析大会，2004年国际心理治疗大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还有在武汉、成都、西安和南京的会议，2005年在杭州由双方共同组办的第一次心理治疗大会，与会的外国专家有 Helga Matthes医生和Schnyder教授，后者是国际心理治疗联盟的主席。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肖泽萍院长组办的泛太平洋精神卫生大会提供了许多心理治疗工作坊，其中有13个德国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坊。2006年为纪念弗洛伊德诞辰100周年，北京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大学合作举办了一次会议。2007年Fan Fuming教授领导的中国学生咨询协会在哈尔滨举办了大规模的咨询大会。
2006年北京附近召开了第一屇世界文化精神病学大会。2007年将在上海举办世界精神病协会地区性会议。
当然，西方治疗概念的传递引发了对精神的普遍性，文化及家庭的特殊性及其相关的复杂系统的思考。对联系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获得内在情感的安全和能力的原则具有共通之处。通过认识到人类发展和病理性症状是相互影响的现象，欧洲或中国家庭之间行为方式和关系与主观事件相关性高于形式上的不同。某种程度上，精神上的痛苦独立于文化上的差异。当然作为治疗师治疗时，必须要考虑患者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当今，许多中国治疗师正在探寻自己的哲学根源和传统的中国式健康概念。东西方之间的结合带来了新颖和有趣的治疗观念。德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近年来将中 国传统的治疗方式整合至住院患者的心理治疗中。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生活在每天的压力之下，担心自己会耗竭。为了更好地应对压力，他们开始学习瑜珈、禅、太极拳和气功。
中德治疗师通过新的研究、理论、发展和经验来整合不同的医疗、理论、心理和社会概念，它会带来东西方之间新的知识交流、讨论和理解。
2005年开始，获教育部支持的研究致力于调查中国心理治疗或咨询中心之现状。卫生部也开始一些针对中国卫生系统的国际化调查。涉及职业转变的治疗师开始学习心理治疗或咨询标准的法律系统、伦理规则、付费系统并分析如美国、澳大利亚或欧洲的经验。
在欧洲有不同的法律条例和保险付费系统。伦理规则是相同的。德国已有多年的心理治疗法规，它包括了住院患者治疗、流动公共卫生系统的治疗和培训资格标准的条例。
在2007年，当中国第一个精神卫生法仍在准备中，等待着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之时，卫生部、劳动部和教育部提出了关于预防、咨询、精神科和心理治疗条例的意见。必须要建立资格标准和伦理规则。中国心理协会的临床和咨询心理部门正致力于发展上述的系统。中国心理治疗的五个中心必须提供更多的心理治疗培训项目。一场消除对精神病患者偏见的全国性运动正在酝酿中。
中国精神科和心理学家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正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机遇，那就是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符合城乡地区需求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的系统。将发展出一个教育系统、教育机构、督导团体和新的研究网络。国际间的合作也面临着新的阶段。
在中国，对于精神疾病或心理问题治疗的接受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会求助于心理咨询和帮助。心理治疗师的负担正在增加。心理治疗和咨询的观念传递到中国的过程还在进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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