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
在1983年，Alf Gerlach和Elisabeth Troje博士第一次访问中国。大约60人，一部分来自北京Zhang Boyuan等地，参加了广州举办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介绍”的研讨会。在那里，他们成立了一个培训班。在1985年，Alf Gerlach、Elisabeth Troje和Wolfgang Leuschner提供在武汉的培训班关于“社会心理医学”。在同一年，Alf Gerlach开始了他和来自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Mo Ganming教授、博士的研究小组的合作。合作内容是关于海南Koro流行病学的种族精神病学领域的研究。他的电影文档已经是历史性的了。
在同一时期，从1982年到1983年，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又通过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第二次在北京大学待了6个月。多亏Cheng Chongkeng教授、博士和Zhang Boyuan教授的个人资助，Margarete Haass-Wiesegart是新的心理系第一个留学生。受到文化大革命前方向的影响，心理学家的主要研究仍然更多的是自然科学导向。充满热情的临床心理学小团队开始了人格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Chen Chongkeng教授的非常有经验的博士生之一是Qian Mingyi。
只有在临床心理学团队所有成员的支持下，Margarete Haass-Wiesegart才能够参观在北京主要的精神病院，像医科大学精神病院、安定医院、为慢性病人设置的门诊病人流动医院。多亏受精神动力学观点影响的Yang Huayu教授、博士，她在那时才能洞察到中国门诊心理治疗。
花了2周时间，她参观了成都精神病院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得到夏镇夷的同意，她参观了病房，参与病人的治疗讨论，参观了分院。在徐韬园的支持下，她参加了心理治疗。徐韬园是中国现代行为治疗创始人之一。与中国各地一样，上海精神病院的心理学家何女士开始收集测试比如MMPI的翻译经验。她关于社会精神病学运动，运动对德国精神疾病治疗影响的讲课以及对患者的开门政策，引起了关于自杀危险性的讨论。中国同事对德国情况的认识大部分是受到美国破碎家庭知识和美国精神疾病保险体系缺乏的影响。刚刚出版的第一个关于德国精神疾病情况的德国政府调查，包括数据、治疗目标、法律方面问题，被递交给上海的总院。
住院患者通常被诊断为精神病。他们的妄想系统和幻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与德国不一样的是有更多的男性住院。精神抑制药的剂量和美国的剂量相似，但是比德国精神病院的平均用药剂量高。所有的病房是所谓的封闭病房。为一些严重精神状况或严重抑郁症使用电休克治疗是非常常规的。有时候一些词语像“提供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含义和在西方的完全不同。虽然中国开始自己的巴比妥药物的生产，但它还是太贵了以致一些医院使用针灸使病人保持安静。根据中国的传统医学，慢性病人接受草药治疗。整个国家的精神病人的供给问题非常庞大。在乡村，它有时候少于基础治疗。许多精神病人流浪街头。城市医院要改善治疗，同时进行科研工作和治疗越来越多病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参观某个省份的精神病院在1983年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不被允许参观在城外的昆明精神病院，Wan Wenpeng教授、博士来到旅馆会见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关于药物和心理治疗的理解和少数民族健康的长时间讨论是以后合作的实际来源。
如果将年老同事在政治运动中的悲惨经历考虑在内的话，中国精神病学家以勇气和承诺努力发展继续文化大革命前的知识和经验以及追赶心理治疗领域更多新近的国际发展潮流是另人印象深刻的。
1985年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第一次德国旅行
仍然沉浸在与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令人印象深刻的相遇中，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希望组织一次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到德国参观旅行，给予他们德国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机构的临床发展的认识。这次旅行发生在1985年。这是由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和Kathrin Scheerer组织的。这次旅行的参与者，Wan Wenpeng、Shen Decan、Yang Huayu教授、博士和Zhang Boyuan教授，到了海德尔堡、韦斯勒克、蒂宾根、格平根、法兰克福、汉堡、北海、阿尔卑斯山和苏黎世。
代表团参观的机构之一是海德尔堡大学精神分析基础研究和家庭治疗系。家庭治疗的治疗录像的示范以及与Helm Stierlin教授、博士和Fritz Simon博士的谈话是另一次进一步合作的实际来源。
中国代表团对不同的治疗方法、精神病院的结构和药物有兴趣。一个患有Korsakow综合症的病人似乎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奇异的案例。在中国的那个时候，酒精滥用仅仅是北方或一些少数民族才有的较大的问题。这次旅行是受到促进科学文化汉堡基金会的资助。该基金会是由Ann Kathrin Scheerer和她丈夫创立的。
为了满足传递专业信息给更多的其他中国同事的愿望，建立一个在中国的德中心理治疗研讨会的想法在这次德国之旅中被提出。
Ann Kathrin Scheerer和Margarete Haas-Wiesegart在1986年来到中国，在北京会见Chen Zhonggen教授、Yang Huayu教授、博士、Zhang Boyuan教授，在昆明会见Wan Wenpeng教授、博士。她们参观了安定医院和昆明城外的精神病院。她们决定研讨会在昆明举办。德国老师应由Margarete Haas-Wiesegart和Ann Kathrin Scheerer邀请。
研讨会的结构由德国组织者创立，在昆明举办德中研讨会的发起者是德国文化交流中心和促进科学文化汉堡基金会。中国老师由Wan Wenpeng邀请，受到Chen Chongkeng、Yang Huayu和Zhang Boyuan的资助。
为了提供关于心理治疗的阅读材料，Margarete Haas-Wiesegart收集了德国出版社的近期书籍，送给昆明精神病院80公斤的德语和英语书籍。
第一届德中研讨会在中国新发展的氛围下召开了。
1988年在昆明举办的第一届德中心理治疗研讨会
为了1988年第一届德中心理治疗研讨会，来自昆明的Wan Wenpeng教授、博士亲自写给中国的主要300家机构。他为学习和理解人类行为差别的真诚努力引导他进行跨文化研究，尤其是关于云南省不同的少数民族，表现在他与病人的日常工作和他对西方治疗观念的兴趣。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了第一家住院病人药物康复中心。
感谢他难以置信的正直和勇气。虽然来自北京的一些暂时的反对，因为研讨会给以前的权力结构产生冲击的感觉，但是研讨会，在那时一个全新的概念，召开时有130名参与者。由于贫穷，大多数的参与者不得不乘火车，数天到达目的地。一个参与者需要7天才能到达。
德国老师碰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旅行情况。因为伊朗的美国大使馆受到攻击，法兰克福机场的控制系统，就像西方的所有城市，完全发生变化。这造成德国所有的国家机场一个秩序混乱的情况。到香港的航班被延误了两个小时以上。从汉堡来的一些德国老师在飞机起飞前最后几分钟才到达法兰克福机场乘飞机去香港。Ann Kathrin Scheerer那天错过了飞机，不得不延后三天才到达昆明。当Margarete Haas-Wiesegart意识到德国老师可能赶不上香港去昆明的转接飞机，她在Fritz Simon和Margit Babel的支持下，与Cathay太平洋航线的工作人员商量了这个情况。许多从中国各地来的同事希望来到昆明。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样形式的研讨会的第一次。如果德国老师缺席的话，这将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同事是理解的。他们开始与香港接触。去昆明的飞机的起飞时间延误了。降落在香港机场时，所有的事情都为德国老师准备好了。德国老师奔向去昆明的小飞机，那儿有一个神经紧张的飞行员在等待。香港没有护照管制，但所有人的行李不得不留在那儿。到达昆明已是晚了两天。那意味着大多数的德国老师的教学材料留在香港。来到宾馆，需要克服接下来的一个障碍。旅馆的经理不确定是否外国人能真得到来，所以他已经将大多数预定的房间给其他人。在与海关商量后，Wan Wenpeng教授、博士和Margarete Haas-Wiesegart没有付税拿到了所有的书籍。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研讨会开始了。
不同人的个人非正式的支持伴随着中德合作至今。没有这些在中国和德国机构的人们、官员或个人，常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研讨会在军队的宾馆召开。许多来自昆明精神病院的同事已经用了大量的个人投入和积极性准备研讨会了。
会议的内容包括针对精神分析性治疗的讲课和工作坊，既有理论学习，又有案例督导。在这个时候，系统式家庭治疗被第一次引入中国。包含人际关系的个体形式的行为治疗得到了介绍。还提供了来访者中心治疗。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全系学员面前呈现的那些患者仍然表现出文化大革命式的小心谨慎。他们主要受到睡眠障碍和心身症状的困扰。
Margarete Berger博士在给全体学员讲了第一堂课，内容是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理论。每天上午介绍一种治疗学派的基本理论，包括行为治疗、系统式家庭治疗和Rogerian来访者中心治疗。一位中国同道在最后一天上午报告了一个案例。每个治疗学派各有一位老师对这个案例进行分析，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治疗上的建议。
每天下午是工作坊。中方学员不能更改自己所在的工作坊。这次的教学方法包括角色扮演、少量自我体验、案例督导等等，这些对于中方学员都是非常新鲜的事物。
德方教师有：系统式家庭治疗组的Helm Stierlin教授和Fritz Simon教授；精神精神分析治疗组的Margarete Berger教授、Antje Haag博士；Rogerian来访者中心治疗组的Margit Babel博士、Barbara Rabaioli–Fischer心理学博士；行为治疗组的 Arnd Tillmanns心理学博士、Inge Tillmanns心理学博士、Dieter Schwarz博士。一位德国汉学家和心理学者， Heidi Brexendorff也参加了会议并提供翻译上的帮助。
给中方学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自我反思的过程，一种对在治疗过程中自身角色的全新理解，潜在的心理动力学原则，和心理治疗的整体观与个体化。通过与中方学员的高强度接触，德方教师对能否在中国讲授心理治疗的怀疑得到了消除。那些年长学员的矜持谨慎与年轻同道的镇定开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Fritz Simon第一次在中国对赵旭东医生的一位患者以及全家进行了访谈。翻译是左成业教授。他起初对这种新的方法表示怀疑，但随后改变了想法。随后他支持自己的年轻助手陈向一医生去美国学习家庭治疗。之后他们共同进行了中国首个系统式家庭治疗用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结局研究。
一些著名的中国精神科专家，比如许又新教授、Chen Chongkeng教授、张明园教授、左成业教授、徐韬园教授、张伯源教授、杨华渝教授都参与了翻译工作，他们虽然在文革中都经历了巨大的个人牺牲，但依然愿意为精神疾病治疗的进步做出贡献。在一种新方法的氛围中，他们决定成立中国心理治疗与咨询协会。
无条件的自愿投身于这个洪流，批判性地审视自身的行动，以及即便存在文化和问题解决策略上的差异仍不断地寻求一致，构成了中德精神科医师与心理学家持久而多产的合作的基础。而万文鹏教授在其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使得他扮演了整整一代参与中德项目的年轻中国心理治疗师的父亲的角色。
赵旭东是一位来自昆明的热忱学员，那时已经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精神科医师，他因对少数民族的田野工作研究而在成都获得了硕士学位。在这个专题会后，他到同级大学学习了一年德语。在汉堡科学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他到德国海德堡大学Helm Stierlin教授的家庭治疗研究所学习。他凭借论文“在中国介绍家庭治疗的文化计划”获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他是德-中学院的中方主席，也是许多德-中计划的组织者。
第一届德中国心理治疗大会得到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和汉堡科学文化基金会的支持。
第二届德中大会，青岛 1990
为了准备第二届大会，Anna Kathrin Scheerer和Margarete Haass-Wiesegart来到了北京。他们在中国的首都遇到了沮丧的气氛。但中国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学家坚持了他们的承诺。中国的精神科医师和心理学家决定将他们在昆明关于中国心理治疗与咨询协会的设想变为现实。当大会在青岛召开时，这个协会的首任秘书是钱铭怡。中方和德方教师决定在昆明举办一个小规模的专题会。中方组织者是万文鹏教授、Xu教授和方俐洛教授。一位合作伙伴是Wang教授领导的青岛精神病院。大会在一家简陋的军方招待所中召开。那里没有椅子，只有长板凳。卧室被当做教室。与会者遍及全中国。一些没有得到单位资助的人自费参加。工作坊的重点是实践为取向。和第一次时一样，那里充满了开放和忙碌的气氛。
一次晚间讲座是督导的重要性，讲者是心理学博士Barbara Rabioli-Fischer，讲座引发了大量讨论。Helm Stierlin教授和Fritz Simon教授在全体成员面前与一个有精神病人的中国家庭进行了现场访谈。为了示范行为治疗，Schwarz博士与一位焦虑症患者进行了现场访谈。许多患者等着与德方成员进行会谈。但只有少数能够如愿。大会得到了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和汉堡科学文化基金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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