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季广茂事件”看学界之病

从“季广茂事件”看学界之病

从学人之“骂”看学术精神的萎缩

　　董健（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现在有不少教授、博导，就靠种种“项目”、“工程”的经费，在“量化管理”的指挥棒下，搞研究、带博士生、出书、评奖、拿岗位津贴。在这条“知识生产线”上，充斥着平庸之作以至学术赝品。 】

　　起先，看了北师大那位教授的不堪入目的骂人脏话，我曾颇带着些怜悯之情地想过：“文人也难免有失去理智的时候，是不是那位批评者下笔过‘狠’、有伤人格了？”于是，我赶快找来《文艺研究》2007年11期钟华先生的万言长文，认真读了一遍。我觉得批评是坦率的，不留情面的，但又是讲道理的，绝无伤害人格之言。应该说，这基本上是一篇严肃认真的书评——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是“书评”，是因为作者讲了许多学术研究和“写书”应有的基本规范，而在具体的学术观点的论辩上则未能充分展开。现在肯花功夫写这种文章的人不多了。但目前充满虚假与平庸之作的中国学术界，非常需要多来一些这样的“挑刺儿”的文章。

　　那么，这样一篇完全正当的书评，怎么会使得北师大那位教授愤怒得丧失了理智，以至以恶语秽言泄愤伤人（也是辱己）呢？

　　诚然，这是学界之耻，但其耻并不仅仅在于这表面上的“骂”多么下作、多么肮脏——这是有偶然性的。我们应该想一想这“骂”的“文化背景”，分析一下这“骂”是怎么来的。可以看得出，北师大这位教授在学术上是底气非常不足、缺乏起码的自信心的——这样的人最怕批评。他说：“学术生命就是我的全部，除了它我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的一本书受了批评，就是自己的“学术生命”受到了伤害，于是便用了疯狂的谩骂“治疗我心里的伤痛，不然我觉得我早就崩溃了”。这位骂人者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生命”的灵魂！为了真理的探求，为了学术立场的坚持，决不曲学阿世，决不向任何“权”、“钱”的势力低头，也决不与任何谬误妥协，并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力争把最好的成果献给社会，并能容忍异己之见。这才是“学术生命”之所系啊！如果认为别人冒犯了你的学术立场，可以起而反击；如果你觉得观点相左，你可以起而捍卫真理，痛痛快快地辩论；如果人家讲得有道理，就应该虚心接受。可是我们这位满嘴脏话的教授却把自己区区一本小书当成了守护一己“名”与“利”的保护墙，当成了不可冒犯的“生命”，于是动了这么大的肝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这位骂人的教授，这里有更深层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在我的印象中，1990年以来，以恶劣的态度对待认真的学术批评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多次。共同的特点是：出错者死不认账。例如1998年葛剑雄、曹树基批评370万言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质量低劣、错误连篇，但遭到了作者近乎是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反击”，这从当时《中华读书报》所报道的双方的“辩论”，就看得很分明。当时我就指出：“当人们在某种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陷入无逻辑、无原则、无道德、无学术规范的‘操作’之中，不要说杜绝劣书是一句空话，就是揭露劣书也会遇到‘社会心理保护’的干扰和阻挠。”（1998.4.12《扬子晚报》）这次事件发生在文艺学领域，但大背景是一样的。大家知道，在文艺学领域，上世纪80年代有不少新收获，但90年代以来，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虚假、浮夸、平庸”的时期，“假、大、空”的东西特别多。再加大学科研管理体制日渐僵化，成果多而杂，好书难求，“垃圾”多多。钟华批评季教授的书说：“从总体上说，本书内容芜杂而漂浮，实实在在的‘干货’和‘新货’不多。”我相信这本书不一定是同类书中最坏的，但我认为批评者指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有些“项目书”、“工程书”，恐怕问题比季教授的书还要多得多（这大概也是使他不服气的地方）。这几年，许多“国家项目”的书，怎样申报、怎样写作、怎样出书、怎样评奖，然后作者又怎样得“名”得“利”，圈内人尤其是大学的老师们都是心知肚明的。近十年来，至少在文科可以说，中国学术总体上是走下坡路的。真正像陈寅恪、顾准那样做学问的人，不敢说完全没有，基本少见则是事实。而完全是抄袭剽窃、欺世盗名者也不是很多。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大多数。令人悲哀的是，在学术研究上，“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平庸之作出版一万部和一部之间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多出多浪费些人力、物力而已。现在有不少教授、博导，就靠种种“项目”、“工程”的经费，在“量化管理”的指挥棒下，搞研究、带博士生、出书、评奖、拿岗位津贴，在这条“知识生产线”上，充斥着平庸之作以至学术赝品。严肃的学术研究已经“异化”为知识分子求“名”获“利”的“文化打工”行为，所谓“学者”也已经“异化”为“剪刀手”、“糨糊匠”和“码字师傅”了。学术到了这一步，人们“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鲁迅语），学人就再也不会去维护什么学术的尊严，也就必然会失去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雅量。“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提倡的这种伟大的自由精神，在庸俗化、“物质化”——“奴化”了的教授们眼里，大概就是“犯傻”的表现了。于是，要誓死捍卫自己的“成果”（书），而不是捍卫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于是，就失去道德底线地骂起来，就不惜去“做回畜生”。所以，稍往深处想想，人们的心情不能不沉重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精神的萎缩，以及中国学人道德的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