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是应该有一本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教科书的时候了，尽管还有很多困难。我的印象是，精神分析中存在着各种含混、分岐和不同的看法，让这些东西通过口头的方式转述出来，由训练有素的分析治疗师转述给接受精神分析的人，由督导传达给学员，由同事交流给同事，而他们在私下的讨论中又没有及时地注意和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情形，这是很危险的。
弗洛伊德所写的有关治疗技术的权威著作，只是由Glover（1955）、Sharpe（1930）、和Fenichel（1941）做过一些精彩的概述。对于精神分析师在分析一个病人时实际所做的事，他们并没有做详尽的描述。这产生了一些后果，例如，分析一种阻抗对于两个治疗师来说会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而他们每个人又都相信，他们是在依照经典的精神分析原则来分析一种阻抗。
1957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第二十次大会在巴黎召开，会上讨论了“经典精神分析技术的变迁”，清楚地表明了各种观点的差异（参见Greenson等，1958）。Glover于1938年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中分发了一份调查普通技术操作的问卷，结果显示，在展现他们的技术方面，这些成员间既存在着很大的分岐，又显得踌躇、胆怯、优柔寡断（Glover, 1955, p. 348）。Helen Tartakoff对于最近的一些讨论精神分析技术的著作提出了精彩的见解，她强调指出，在这些新出版著作中，每一本的标题都使用了“精神分析”一词，而这个词多半是用来指一些互不相同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又是以作者个人特殊的理论假说为基础的。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下属的精神分析治疗评估委员会曾进行了六年半的争论，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能被接受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定义，但这场争论毫无结果，精神分析治疗评估委员会最终于1953年被解散（Rangell，1954），这个令人惊骇的事实证明了“精神分析”一词的混乱和不确定。例如，对于动力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意义，Fromm-Reichmann（1954）和Eissler（1956）的观点就有很大的分岐。一本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教科书不可能消除各种观点上的差异或争论，但它可以详尽而系统地阐明这样一种情形，那就是当一个精神分析师宣称他在分析某个病人的特定的精神现象时他是如何工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本教科书可以起到很好的参照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对各种技术细节的公开交流很少，但在一些规模不大的封闭式小组中，分析治疗师之间却对此有大量的私下交谈。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存在着大量孤立的小集团——这造成了相互的疏远和隔阂，妨碍了科学的进步（Glover，1955，p.261）。
那些希望对技术提出革新或修正的人通常不愿与更多地坚持传统观点的人协商交流。他们倾向于形成一些小圈子，秘密地进行工作，或者至少是从精神分析思想的主流中分离出来。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革新者们往往失去了与一些精神分析团体的接触，而这些团体是可以有助于证实、澄清或者改进他们的新思想的。当保守派由于他们偏狭的思想面倾向于强硬地坚守正统时，这些隐士般的革新者却很容易成为“野蛮分析师”。他们不是富有建设性地相互影响，而是作为对手各自走他们的路，对于可以从不断的公开讨论中获得的无论什么好处他们都视而不见。
坚持对精神分析技术作公开的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于认真而严谨的学员来说，除开他个人的分析师和他的督导分析师（supervisory analyst）所使用的技术外，还需要向他们展示其他人的技术。只师从于少数几个人去学习精神分析技术，这们做的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学员可能会在训练中越来越多地保留对他的老师的特定的神经症性的移情和态度，这会妨碍他去发现最适合于他自己的人格和理论取向的技术。年轻的精神分析师身上明显带有他们的个人分析师的印迹，其程度类似于青少年的盲目的模仿，这种情形并不罕见。另一方面，最近毕业的学员对他的训练分析师明显抱着反对的态度，这同样可能是陷入了一种未解决的移情神经症当中。Glover（1955，p.262）把这类反应称为“训练移情”（training transference），并强调这些反应会对缺乏经验的精神分析师产生不良的影响。
弗洛伊德大约五十年前在他的五篇短文中提出的精神分析技术的基本框架，仍然作为精神分析实践的基础在发挥着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Freud，1912a，1912b，1913b，1914c，1915a）。没有人认为标准的精神分析技术有过重大的变化或进展。
部分来看，这是对弗洛伊德的天才的颂扬，因为他在那样早的年代就那么清楚地认识到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本质。但是，没有获得进展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看来就是，在精神分析学员和他的老师之间有着复杂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必然导致学员去使用由他的老师所教授的精神分析方法。
作为职业训练项目的一部份，精神分析训练的实施留下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那就是某些未解决的移情反应，这些移情反应限制和扭曲了学员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发展。当一个分析师试图为了训练的目的而实施精神分析治疗时，由于无意中对学员在职业方面的进步承担了责任，他就把他与病人的关系复杂化了。他必然不可能按照惯例为病人保密，他需要公开病人的种种动机，这增加了学员的依赖倾向、认同、顺从和看似正常（pseudonormal）的行为。另外，在一个由学员、精神分析训练机构和承担训练工作的精神分析师所组成的三角关系的场景中，分析师自己通常不知不觉地、不情愿地成了一个同伙（partisan）。
未解决的移情—反移情问题所带来的继发性后果之一是，精神分析师们不愿在彼此之间富有启发性地公开展示他们实际上是如何工作的。这种把精神分析治疗视为个人私事的状态可能一直影响着弗洛伊德本人，根据Jones（1955，pp.230-231）的说法，弗洛伊德经常讲，他打算写一本系统地阐述精神分析技术的书，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Strachey（1958）认为，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没有对反移情做任何充分的讨论，由此也可以证实这种推测。
精神分析师之所以不愿意展示他们的实际操作方法，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原因。精神分析师的工作依赖于很多他自已内心隐私的、个人的过程（Greenson，1966）。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揭示一个分析师如何从事分析工作就会产生一种暴露感和脆弱感。因为病人的很多材料带有强烈的本能色彩，这些材料会触动治疗师，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理解一个病人又依赖于与这个病人的一种特殊的、投情的亲密关系，当要求把这种场景展露出来时，就可能会引起羞耻、敌意或恐惧的反应。结果，在一些精神分析师中有各种各样的怯场、好出风头，或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如此多的分析师不让自己公开讨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所做的事情，这种情形使得精神分析师很容易滑向两个极端：要么固守正统，要么陷入宗派主义。
精神分析是一种孤独的职业，归属于某个团体会给人一种安慰感，但这又会促使个人服从团体，与团体保持一致，从而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做精神分析工作是孤独的，这当中还另有一种职业上的危险——当分析情形取得进展时，通常缺乏另外一个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观察者来对此做出观察。
精神分析师自己对于他所做的工作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并且在某些理想化的方面很容易被歪曲。我并不认为有观察者或旁听者会更好些，因为我相信，即使没有被观察到，他们的描述也会歪曲了精神分析场景。（其他一些作者，特别是Merton M. Gill已经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一个同他的病人一道工作并避开他的同事的审视的精神分析师，对他自己的技术往往抱着一种偏颇的态度，缺乏批评反省的能力。
无论一个人以任何细节来描述他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所做的事，他所揭示出来的都不仅仅只是他与病人大量地卷入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之中，而且还在一般意义上大量地揭示出了他的个人生活。精神分析师在分析工作中唯一的并且也是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他自己的前意识和潜意识的运作方式。因此，假使他要说明他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怎样以及为何去处理某个场景，他就会被迫去揭示他很多的幻想生活（fantasy life）、他的观念、他的性格特点等等，这是必然的。通常情况下，谦逊（humility）和自我保护会使得他倾向于避免任何对自身隐私的不适当的暴露。
也许一本描述经典精神分析实践的书将有助于引起对精神分析技术的一种充分的、开放的和持续的讨论。这样就可以澄清和检验各种变更、革新、修正和偏差，由此确定它们对于精神分析的科学价值，推动精神分析技术的进步。
我一直打算写这几本书，按照它们在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来讨论这些技术问题。我曾计划以讨论初始访谈（Initial interviews）、躺椅转换（Transition to the Couch）、分析治疗的开始阶段（the First Analytic Hours）等问题作为开端。但不久我就发现，对阻抗和移情没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就不可能以一种明了的方式来深入而细致地谈论任何技术问题。我也认识到，对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一些概念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述会对学员有好处，这可以给出一个初步的定位。因此，这几本书都做了精心的组织，在一个导言式的总览之后，第一册一开始的章节就讨论了阻抗和移情，这是精神分析技术的基础。第一册的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精神分析场景（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这一章如此设置，是因为它对各种不同的过程（procedure）和方法（process）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总的看法，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持续存在于病人和治疗师身上。（见详细目录）第二册更多地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组织。
正文内容的安排是，在每一个讨论技术的章节的开始都给出一个初步的定义，这个定义用一些简单的临床例子加以说明。接下来是对文献和以往的理论的一段简短的概述，然后讨论操作和技术问题。全书讨论中所涉及到的主要著作都列出了参考文献。对于某个主题，只要有大量的参考文献，我都在该章节末尾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中注明。我这么做是为了使得参考文献所列出的阅读材料具有连贯性。本书的最后有一个总的参考书目。
第一章 基本概念综述
1.1 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发展
要了解精神分析的本质，一种方法就是对精神分析的历史发展作一个总览，并留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技术方法和治疗过程的一些重要改变。随后对弗洛伊德著作中涉及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部份作一概述。对每一个主题的更为详尽的考察，包括其他作者对此所做出的贡献将放在后面适当的地方。
让我来澄清一下术语。我使用技术方法（technical procedure）这个词，指的是为治疗师或病人所采用的一种办法、一种工具、一种操作过程（course of action）、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推进治疗过程。例如，催眠、暗示、自由联想和解释都是技术方法。治疗过程（therapeutic process）是指病人内心的一连串相互关联的精神事件，一系列精神力量和行动，这些精神力量和行动指向某一个治疗的目标和效果。它们往往由技术方法所促成。宣泄、记忆再现（recapturing memories）和领悟（insight）就是治疗过程。（参见E. Bibring[1954]与此相似但却更为全面的有关方法学的论述）
精神分析技术并不是突然间一下了被发现或发明的。弗洛伊德努力寻找一种方法来有效地帮助他的神经症病人，精神分析技术由此而逐步发展起来。尽管他后来并不承认自己热衷于治疗，但精神分析的发现还是归功于他的治疗意图。
弗洛伊德是一个机敏的临床医生，他能够在一系列复杂的临床事件中辨别出富有意义的东西，这些复杂的临床事件引出了他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他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家，一个富于想象性思维的天才，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他得以创立起与临床技术和治疗过程相关的学说。幸运的是，在弗洛伊德身上综合了复杂的气质和性格特点，他因此成为一个征服者，一个精神世界的“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者（Jones，1953，p. 348；1955，Chapt. 16）。他孜孜不倦地以自己的胆识和创造性对很多新的思想领域进行了探索。当他的技术和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时，他就抱着谦虚的态度加以改变。
仔细阅读弗洛伊德有关技术和临床方面的文章就会发现，技术上的改变即不是突如其来的，也不是业已完成了的。人们可以看到，对某一种确定的方法或治疗过程的重要性的强调和更改是有变化的。但还是可以描绘出各种技术方法和治疗过程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弗洛伊德自己就描述过三个阶段，但那是在他形成了一套系统观点之前的事（191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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