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认为，雅克• 拉康把后现代主义理论表现到了极致——或者说，表现到了极差。拉康的诽谤者们说：拉康由于蒙昧主义而发迹，他可能甚至并不是很相信他自己所说的东西。诺姆•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进行解释的时候曾经指出这样一种假设：“坦率地讲，我认为（拉康）是一个有意识的吹牛者，他只是在和巴黎的知识分子们做游戏，想看看他自己能制造多少会被人们认真对待的谬论。”1 即使是拉康学派的人也可能在内心里原谅乔姆斯基这样的评论，因为恰恰是乔姆斯基在（1968年拉康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问拉康一个关于思想的问题时，从他那里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认为我们用大脑思考；对我（拉康）而言，我用脚来思考。这是我与任何坚固可靠的东西接触的唯一方法。不过当我撞上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确实偶尔会用我的额头来思考。”2 好像是为了加重这种矛盾和神秘的氛围，拉康致力于这种置换法。他经常通过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格言和那些法国后现代时期的禅语来传播他的教义，比如说：“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没有性关系”，“女人不存在”。3难怪乔姆斯基和许多其他人都会十分恼怒。
在斯拉沃耶•齐泽克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各种对拉康怀疑看法的（比如说乔姆斯基的）最好反例。齐泽克对于拉康理论的狂热拥护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复杂性，但也曾提供过若干惊人的（并且特别幽默的）清晰性。在我们看来，齐泽克解释即便是20世纪晚期文化中最为平凡的一个特征——情景喜剧的录制笑声（laugh－track）——的方法本身就是拉康“欲望是他者的欲望”理论的一个例证：“让我们回想在通俗电视节目或电视连续剧中非常普通的一个现象：‘录制的笑声’。在一些滑稽诙谐的谈论之后，你能够听见节目自身配乐中的笑声和掌声——在这里我们看到与古典悲剧中的合唱恰恰相反的一面；也即在这里我们需要去寻找‘活着的古董’。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这种录制的笑声？第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它用来提醒我们什么时候去笑。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包含了这样一个矛盾：笑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自发的感情；但是这个答案还不充分，因为通常我们并不笑。唯一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是储存在电视设置中的他者而不是我们在笑，这甚至免去了我们笑的责任。”所以即使在一天繁重乏味的工作之后，我们很累，只是懒洋洋地盯着电视机。在这之后我们也可以客观地说，通过他者这样一个媒介，我们确实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4
虽然这种对日常难题的古怪的、在理论上却又很严肃的解决办法可以达到吸引那些对齐泽克最为怀疑的读者之功效，但这并不是说齐泽克的著作没有反对者。对许多人来说，齐泽克对当代文化的拉康式的分析并不太能摆脱古典精神分析本身的主题：在一个兴致勃勃的拥抱历史主义并且经常倾向于任何物种的普遍性的学术界，齐泽克大部分对于启蒙反历史的、精神分析式的捍卫引起了来自各种认识论阵营的批评。比如，其中最为持久的批评来自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反诘道：“齐泽克式的精神分析能回应将创伤的历史特殊性理论化的压力吗？能够为某种构成社会现象的排外、灭绝和难以想象的丢失提供特征吗？”5另一些人则质疑齐泽克式主题的历史涵义：“齐泽克把现代个人看作是陷于他/她作为一个平民社会成员的普遍身份和专属于某种种族、民族和传统的分裂对立之中，而这种两面性正反映在他自己的模糊的政治姿态中——国际舞台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者、新自由主义者，在国家民族问题上则倾向于执政党回家”。6
为了能够讨论这些批评性的指责，并引出齐泽克对他的出生地前南斯拉夫正在经历的危机的意见，我最近与齐泽克见了一次面。对齐泽克来说，关于前南斯拉夫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热点话题。他在1990年紧锣密鼓地争取斯洛文尼亚的总统职位，他认为巴尔干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是一个完全被西方误解的现象。因为波斯尼亚的冲突在上个世纪初就开始了，所以前南斯拉夫的政治问题已经在齐泽克的思想中占据了更多的空间。但是在他所分析的当代图景中可能仍然没有支配性的特征。齐泽克很快就意识到生活本质上是建立理论的缘由；因此他对日常存在精神病理学的拉康式评论几乎没有停止。比如，当我们挤进纽约圣莫里茨酒店拥挤的电梯时，电梯按钮引起了齐泽克的注意，从而引发了一篇关于酒店对第十三层的象征性排斥背后的错误逻辑的附记。看到我们身边的人的困惑的眼神，他指出：“你们不能欺骗上帝！他们不应该叫它第十四层，他们就应该建一个空的第十三层，一个建立在其他层中间的恶兆的缺失。”不知怎么，这则评论自然地、毫不费力地滑到了窥阴癖这一主题，又滑到了拉康对于凝视（gaze）和看（look）的区分。我们后来的谈话带有类似的自由联想形式，尽管它其实回到了一些根本问题上：在当今学术界中拉康理论的定位，齐泽克对朱迪思•巴特勒的友好的反对，在反对多元文化身份政治中齐泽克自己面临的问题。在与齐泽克的谈话中，我们会认识到这些小问题都关系到更大的问题：当今的理论格局允许，或者更确切地说，排斥什么样的政治本体论——也就是什么样的社会观察方式？
汉洛：您的家乡卢布尔雅那现在是很多杰出的拉康主义者的故乡。在您最初构思您的课题的时候，关于斯洛文尼亚——然后是南斯拉夫——的图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使得拉康在1980年代变得尤为重要吗？
齐泽克：我认为那只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巧合。首先，在前南斯拉夫这种现象仅仅局限在斯洛文尼亚——在其他南斯拉夫共和国几乎没有拉康主义者。但是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那里？” 我唯一能说的是，那里有一些边缘的、不充分的、否定的条件。一个是知识氛围非常开放；或者毋宁说，政治制度很开放，如果你不直接追求政治对立的话。那里有知识的自由，界限很开放等等……另一个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斯洛文尼亚绝不是与欧洲隔离的地方，而是一个微观世界：在哲学领域，所有在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所有主要的倾向都清晰地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那里有明确的法兰克福学派或批评理论倾向，那里有海德格尔主义倾向，那里有分析哲学等等。但是关于这个格局我并没有确切的理论，尽管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为什么是那儿？有一点是因为在其他地区——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Zagreb）和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周围，有着非常强大的精神分析传统，可能这阻碍了他们引证拉康的理论。而斯洛文尼亚则没有这种精神分析的传统，所以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对我而言，最初的火花出自于两种传统的汇合：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在斯洛文尼亚我还是个年轻学生的时候，知识界便分成海德格尔和法兰克福两个学派。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制度下，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死亡，不再是国家哲学了。我算是几分懵懂的人文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海德格尔和语言。但是在我看来，好像让海德格尔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开始说同样的话。这个现象让我感到怀疑，也正是它激发了我去思考。
汉洛：虽然斯洛文尼亚的文化和政治在您后期的著作（自《快感转移》以后）中起着显著的作用，但是美国大众文化仍然是主要的试金石。您认为美国更加病态、因而是更加可作为成熟的分析对象吗？
齐泽克：这也许是缘于我个人的创伤。我与斯洛文尼亚的艺术，尤其与其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极其消极。在斯洛文尼亚我们有一种文学风尚，尤其是诗歌，叫做“社会之基础”，意思是斯洛文尼亚诗人实际上创造了斯洛文尼民族，因此那里有一种对诗歌的虚伪敬拜。其中最为极端的是，确切地说，大多数斯洛文尼亚作家现在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所以我很高兴我和他们之间没有言论上的友好关系——回到美国大众文化对我而言是一种骄傲的否定姿态。尽管在过去几年中，我一直在转向所谓的“文学的”或高雅的文化，但是现在我的新书将会讨论什克洛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等。
汉洛：又一本新书？维索出版公司到底会不会担心你风靡市场啊？
齐泽克：这里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他们很为《忌讳的主题》（The Ticklish Subject）这本书担忧。“在出了这么多书之后，谁会买这么一本400多页的厚书？…”好的——我知道我是近乎要风靡市场了。下一件事便是下个月关于大卫•林奇的电影《迷失的高速公路》的书将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然后又是上面提到的另一本书，这种三个人的狂欢是我、朱迪思•巴特勒和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之间的对话。总体想法是我们三个人写一个开场白，大概五十页，针对其他两个人确定我们各自的立场。然后是两轮问答，结果它也成了一本厚书，大概三百页。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不是一个很礼貌的辩论，很糟糕很糟糕——它几乎毁了我们之间的私交，当然我不希望这样。我们真的是相当好的朋友，但是这事做的太龌龊了，其中有很多粗鲁的表达，比如：“他完全跑题了”，“他没有做准备工作！”，“听起来好像她已经决定要缓和了”等等。
汉洛：我想问一个对您的著作的普遍性批评，这个批评是最近詹姆士• 赫利（James Hurley）提到的。 批评的焦点集中在我们可以把什么叫做您所说的“心灵内部的”关注。7对您来说， 当然，意识形态压迫发生在性欲的层面，发生在对一个符号和现实分裂的主体的建构层面。但是一些评论者表示，这种对“心灵内部的”关注会通过某种干预体制的压迫机制而使我们与之无关。您对这种评论有什么看法？
齐泽克：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认为这种批评忽略了弗洛伊德主体性的基本观点。我觉得“心灵内部”这个词本身有些误导。我认为，至少对一再强调这一点的拉康而言，无意识的恰当范畴不在“最深的内部”。恰当的范畴是在外部，物化成机械性。正如后来路易• 阿尔都塞所回应的，这种分裂的主体性的模型并不是说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压迫着我；不是这种内在的心理的冲突。颠覆我的意识态度的是内在的意识形态观念外化、表现在我的活动当中。比如说，我对好莱坞屠杀的喜剧时尚感兴趣。你注意到从《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开始到《善意的谎言》（Jakob the Liar）等我们是怎么拥有这些新的题材的？关于这点，我会问：“为什么表现大屠杀的悲剧失败了？”对我而言，斯皮尔博格（Speilberg）在《辛德勒德名单》的这一幕中处于最低谷：当集中营的司令面对犹太女孩时，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心独白，看到他在什么地方区分他对这个女孩的兴趣和他的种族地域观：“你是老鼠吗？你是人吗？”等等。我觉得这种区分很虚假。这里我从字面上引用拉康的格言：精神分析不是心理学，精神分析最终的教训是当你分析像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时候，认为你可以通过所谓的对斯大林或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作深入描述的办法来达到任何相关结果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纳•阿伦特关于邪恶的陈腐性的说法中学到一些东西——尽管在不同的层面我并不同意她的看法。邪恶的陈腐性对我来说关键并不是艾希曼（Eichmann）的性格；艾希曼的行为和他的自身经历之间有一些差距。但是我想补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他被某种残暴的客观逻辑所掌控的意义上可以认为艾希曼是完全无辜的。我更认为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我称之为闷在罐子里的仇恨的东西——参考我的关于闷在罐子里的笑声的看法。与电视节目中预备给你的笑声一样，用来免除你真正去笑的责任，艾希曼他自己其实不必要去恨犹太人，他可以只做一个普通人。恰恰是这种客观的意识形态的机制制造了仇恨；仇恨是被引进的，是在外在的。
汉洛：他甚至报告说他羡慕犹太人，他曾经对种族灭绝的效率感到恶心…
齐泽克：是的！我要再次强调，这种指责没有切中要害，因为精神分析最基本的东西是无意识在外部、在体制的实践中具体化。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商品拜物教是关于这一点的好的例子——一系列在预想和信仰意义上的无意识。主体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信仰，这些信仰已经物化于它所参与的社会实践、仪式和体制中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在你分析精神分析的名词什么是意识形态现象的时候，你会把它们翻译成心灵内部的现象，这种想法根本不是拉康所支持的。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倒是拉康会被指控为犯了反面的错误，被指控外化了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几年前在和詹姆逊的一次友好讨论中，这一点正是他指责我的地方：内在的自身经历从我这里消失了，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外化于社会仪式中了。我这么来解释吧：拉康是一位让我们难以想象“事情是怎么在他那进行的”的作者。不可能只要什么事情出现在我们脑海中，我们都把它归向拉康——人们对于拉康实际上所说的东西都并不那么敏感。好的，他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作者，不过他所说的一些事情是非常清晰地程式化的。我举一个例子：尽管我很欣赏朱迪思• 巴特勒，尤其是她近期的著作 《权力的精神生活》（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她一再表示这种奇怪的说法、奇怪的假设：对我们拉康主义者（不是她）来说，“无意识”是一种对象征律法的想象性抵制。她在哪里找到这个的呢？我几乎要说：“等等！如果有一个可以说明拉康最普遍的、与之最相关的句子，那应该是‘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无意识就是象征秩序。她从哪里找到的这种说法，认为无意识是想象性抵制呢？我知道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我们都陷于作为象征秩序的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无意识地，我们的抵制就会与一系列社会规范相同。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假设，但不幸的是，这与拉康一点关系都没有！
汉洛：我很想和您谈谈您现在和巴特勒的辩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谈一下另一个关于您被接受过程中更为普遍的现象？目前为止我已经看过您在好几个场合的演讲，每一次，我发现在您的听众中都存在着同样的分歧。一方面，您可以引出一种少见的高兴，一种近乎狂热的兴奋的体验。但是另一个方面，也有人感到非常不愉快。当然，很多公众知识分子也是既有追随者又有反对者，但是对您来说，在这两个极端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中间地带….
齐泽克：我知道，我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看看亚马逊网站（amazon.com）上关于我的书的评论，就知道了。我或者得到五星，或者没有星；上面或者是“全是废话！”或者是“真是启示录！”却从没有这样的评论：“这是一本还不错的书，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些很扎实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尤其是在英国，那里的人不喜欢我的《激进哲学》。有这些奇怪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应该被大家所相信。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外表之下，是这种奇怪的、颓废的、甚至是民族主义的情感。
汉洛: 彼得•杜斯在《脱魅的局限》（The Limits of Disenchantment）中也表示了这种怀疑。
齐泽克：是的！我虽然和彼得•杜斯仅是认识而已，我却对他说，“我的天啊！”他从哪里得来的那些想法？因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不能容纳我。在斯洛文尼亚，我一直被攻击为“民族虚无主义者”、“犬儒主义者”等。认为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我来说，简直很可笑，这不过是一种宣传。陷阱就在于：我是从斯洛文尼亚来的，对许多西方左翼分子而言，我们斯洛文尼亚人有一种原罪。意思就是我们是第一批脱离南斯拉夫的人，我们开启了这个过程（南联盟解体），然后却伪善地摆脱了一切后果。我们在纸房子开始要倒塌的时候跨出去了，当房子倒塌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受到伤害。难以想象指责的声音有多么强大。所以，杜斯最大的指责就是“为什么你不反对南斯拉夫的分裂？”首先，那个时候我对这一点并不在意。但是关于这一点让我很惊奇的是——尤其是在英国——那些反对南斯拉夫分裂的人，如果你问到他们，比如说爱尔兰人，所有这些原则突然间就都转变了。难道这不是民族主义的疯狂吗？我想至少这种对我的政治怀疑是由所谓的政治上正确的西方左翼种族主义所左右的。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产生了一个我不愿意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实体：游离的后南斯拉夫学术。你知道，人们四处奔走，告诉这个世界这种民族主义疯狂有多么恐怖等等。
汉洛：“当您的国家处在战火硝烟中的时候，你怎么能站在这儿谈论大卫•林奇呢…？”
齐泽克：哦，这种事啊。我从来也不想做那种游戏来表明自己是这一类受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拉康的普遍抵制。这么说吧：大体上今天我们有三种倾向。对于现象学者或者海德格尔学派来说，拉康太折中了，他们不会认真对待拉康。对哈贝马斯学派而言——尽管杜斯在这里是一个例外——拉康学派是一种原法西斯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等；基本上他们不愿意进来和我们讨论。比如说，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看到她在克里斯蒂娃和拉康之间划了界限，宣称克里斯蒂娃可能还有一些用处，可是拉康完全没有用了。对于解构主义，在拉康和德里达之间也是同样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然后，当然，对于认知论者来说拉康只是一种解构。所以所有的主要倾向显然都是反对拉康式的方法。
热门新闻排行
029-88135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