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威（台湾）2004.9.1
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
１ 二次大战前的台湾精神医学
1952年，卅二岁的林宗义医师，当时台湾大学附设医学院神经精神科的主任，在美国ABMAC的赞助下，完成波士顿哈佛大学精神科两年的进修而回到台湾。身为二次大战后台湾第一位赴美进修的精神科医师（也是所有心理卫生专业中的第一位），他兴奋地向大家介绍新的学习：「精神分析学是dynamic psychiatry 的主要潮流。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医学最重要的流派。精神分析是由Freud所创设，……」（註1）
日据时代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林宗义医师，原本毕业后继续留在精神科接受住院医师训练，在二次大战后回到台湾。至于日本战败后依然暂留台湾的原台湾帝大（台湾大学前身）神经精神科主任黑泽良介教授，在1946年12月16日终于离去；次年六月，年轻的林医师升任新的主任。（註2）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东京医科大学（东京帝大医学部前身）精神科吴秀三教授于1910年带领两位助手到台湾台中县群大番进行三个月cretinism调查工作。两位助手之一的中村让，他在滞台期间发现当时台湾精神医学的空白，遂于1916年5月15日再次来台，担任基隆医院院长，同时也开始台湾最早的精神科门诊和病房业务。次年，受聘为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台湾帝国大学医学部前身），成为第一位讲授精神医学的专科医师。1934年，九州帝国大学来的中脩三教授开始担任台北帝大医学部精神病科教授，逐渐取代中村让的教学地位。后来又有奥村三吉、米山达雄、黑泽良介等精神科医师加入阵容，同时也开始培育日本和台湾出身的年轻医师。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中脩三教授等人回到日本，唯黑泽良介被中华民国政府留任，次年年底才回去。（註3）
吴秀三教授是日本精神医学的先驱之一。他是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追随克雷佩林（F. Kraeplin, 1856-1926）并将他的精神医学观念带回日本，成为当时日本精神医学的主流。身为吴秀三弟子的中村让自然是追随这传统，在这潮流中成长的，中脩三亦是如此，连更年轻的黑泽良介也不例外。
曾经在1945年追随黑泽良介教授的陈珠璋教授，就曾描述他自己以医学生身分参加台北各医院精神科医师集谈会（即联合讨论会）的情形，提到在黑泽良介指导下，大家阅读Kraeplin、Eugen Bleuler等人之德文文献的情形。他表示：「当时集谈会的参考文献大都为德文，但有部分法文文献－－譬如Janet及Minkowski等的论文也值得阅读。……因为Minkowski受到Bergson哲学很大的影响，所以黑泽先生还介绍Bergson的观点。……」（註4）
日据时代的台湾精神医学，从吴秀三到黑泽良介，可以说是以德国克雷佩林的学说为主流，再加上法国的Charcot-Janet传统、现象学、和唯心论等流派的影响。至于廿世纪以后，开始在西方世界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佛洛依德，恐怕是还没在台湾发生，以致于1952年从美国波士顿回来的林宗义，用充满兴奋的口气，向大家介绍精神分析。
２ 从二次大战前到战后初期的台湾心理学
相对于精神医学，心理学在台湾的发展稍晚一点。1928年，「东京帝大出身的饭诏龙远教授和力丸慈圆副教授连袂来台，在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文教学部哲学科创设『心理学研究室』，招收学生，专攻心理学。」（註5）「昭和16年（1941）『心理学讲座』佔地659坪，是瓦造的两层建筑，内有心理学、民俗学、人种学教室及防音室等实验室6间、图书馆、教室、及研究室11间、并有台湾土著研究设备。」（註6）
「当时的研究，为了配合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当时的研究领域以『民族心理学』为主，调查台湾山地原住民的智力、形状知觉、色彩偏好、行为特性与惩罚制度等等。」（註7）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当时的台湾医学研究里（包括精神医学）：配合殖民政策，以民族为对象和以热带医学为优先。自然地，精神分析并没有成为当时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日据时代台湾的心理学领域里见不到精神分析；1945年以后，几乎也是如此。
台湾光復以后，1946年苏芗雨先生由广西大学到台湾大学哲学系担任教授，负责心理学课程。「不久以后哲学系方东美主任因系内存有日据时代台北帝国大学心理学讲座遗留心理学书籍四千册，杂志一千五百册和实验仪器一百五十件，提议我筹办心理学系。我当时以没有房舍和难请教师推辞，……于卅八年（1949）夏获教育部批准，秋季招生十一名，我被命为心理学系主任……。而教职员有张肖松教授，郑发育教授……。」（註8）
台湾第一批心理学教授中，大多数是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譬如陈大齐（北京大学）、张肖松（金陵大学）、陈雪屏（北京大学）、钱萍（高觉敷学生）等人。苏芗雨系台籍人士，1922年北京大学预科，1928年毕业于该校哲学系，1935年赴日于东京帝大进修心理学，1937年返中国投笔从戎，1939年任职广西大学，直到1946年应聘才回到台湾。（註9）郑发育教授则是唯一台籍教员，1946年由日本京都帝大哲学研究所返台。（註10）这些心理学者中，几乎没有涉及精神分析的专业背景，甚至可以说是「此时期（指1951-1971）大学部的课程，主轴基本上都是行为主义的天下。」（註11）
尽管如此，也许是在时代气氛的缘故，1953年开始有毕业生后，在上述教授指导下，前十届毕业生论文中有关精神分析的，包括第一届毕业时，李石生论文〈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第二届杨有维〈阿德勒之「自卑情结」〉，第五届董明明〈精神分析及实例之研究〉，第七届陈若琼〈防卫机转与动机发展的关系〉，第八届陈俊钦〈梦的研究〉等共五位。（註12）
台大心理系在1960年开始有临床心理学的课名，由当时刚从密西根大学获硕士学位也是心理系自己第一届毕业生的柯永河教授担任教学。这过程中，台大心理系临床心理中的心理治疗前后以行为治疗、人本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为主，精神分析甚少正式提到，即便是学生的毕业论文反应出对这一领域需求的存在。直到其他大学心理系成立后，才逐渐看到精神分析相关课程的出现，只是在心理学科的主流中，譬如光国教授1988年回顾台湾心理学四十来的发展时（註13），文章里未提到任何精神分析，甚至「心理治疗」一词亦只提到三次而已。
３ 美国及其文化对战后台湾的影响
同样是精神分析，1945年以后在台湾的发展，在精神医学和心理学这两个领域中有著截然不同的起步。
1945年以后的台湾，所有的建设发展几乎都脱离不开美国，包括学术发展亦是如此。在心理卫生相关的发展中，几乎都是由美援等美国资金或当时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心理卫生组织（WHO）所支援。自然地，大部份的心理卫生政策是依循美国模式，大部分的学者进修也几乎都是以美国为唯一选择。这情形几乎持续了三十年以上。
WHO在二次大战后试图在亚非拉各洲建立各种健康制度的示范，其中心理卫生制度方面，在亚洲以菲律宾及台湾为最优先选择。只是六○年代以后菲律宾政治动盪，经济崩溃，台湾成为WHO在亚洲有关心理卫生中唯一的重点支援地区。
对精神分析歷史熟悉的人，特别是关于美国部份，必然知道二次大战时大量欧洲精神分析师涌向英美的状况。只是，不同于英国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有关lay therapists的态度是较为严苛的，几乎是只接受医学毕业的精神分析师。也因为这样，精神分析对美国的影响，很明显地成为精神医学的主流，却是对美国心理学界影响不大。
这样的情形也许部分解释了精神分析对台湾精神医学与台湾心理学发展为何有不同的影响。
４ 战后第一批精神科医师
林宗义医师1950到1952年在哈佛大学及波士顿精神医院（Boston Psychopathic Hospital）进修，对他自己专业的影响是可观的。日后他在回忆录中表示：「动力精神医学对我来说，是相当具有魅力的，而且当时也有从维也纳来的大师直接敎授心理治疗法。我至今依然衷心感谢能随著亨得利克（Ives Hendrick）、沙姆莱（Ewvin Samrad）、菲力克．得依齐（Felix Deutsch）等诸位大师学习。」（註14）
陈珠璋教授于1954年3月出国，前赴哈佛大学，同时也在Metropolitan State Hospital担任临床工作，因而投入团体心理治疗的学习，甚至为此而在一年公费结束后，仍以自费留下来继续学习。（註15）他不仅是以团体心理治疗为升等论文（註16、17），是中华民国团体心理治疗学会的创办理事长（1994），国际团体心理治疗学会理事（1992-2000），也是心理演剧（psychodrama）和家族治疗（family therapy）在台湾的首倡者。
叶英堃教授则是1954年7月自费出国，包括英美各处大学。其中第二年到美国Duke大学担任住院医师，「在门诊部进修时，笔者被安排接受Bingham Dai教授的『暸解自己』的分析会谈，每周一小时共十二次，每次费用三十美元（特价）由科公费支出。Dai（戴）教授是中国人，系中国大陆北京协和医院的心理学教授。……他不是医师，但曾在著名的Washington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受Harry Stuck Sullivan 的指导，为当时在美国南部为数还少的Sullivan学说权威学者之一。这经验对笔者回国后的心理治疗以及其教学督导有很大的助益。」（註18）叶教授后来担任台北市立疗养院院长约二十年。近十年来，也就是叶教授被分析的四、五十年后的今天，该院能发展成为台湾当今精神分析的重镇，恐怕有莫大的关联。
林宪教授是1955年公费前往波士顿麻州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一年，以参访为主。他的参访报告虽然以精神科病房、社区卫生中心、文化（日后林教授终身以文化精神医学为职志）及家庭、儿童心理卫生为主（註19），并未提到精神分析；但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强迫神经症六例之心理治疗〉，在结语中几乎都是以精神分析为分析概念。（註20）
五○年代精神分析的影响，明显地出现在台湾精神医学界，甚至埋下深远的种籽。这样的影响，到台湾精神科医师第二代中，最明显的则是曾炆煋教授和徐静教授两位夫妻。他们分别是1961、62成为台大医院精神科住院医师，其中曾教授65年由WHO支持到波士顿麻州综合医院三年，再回到台湾。他俩在1971、72年所著作的《心理治疗》、《心理自卫机转》和《会谈技巧》（皆水牛出版）对台湾相关专业的培训起很大的作用，即使1971年以后离台到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任教以后依然如此。
1952年，第一种抗精神病药物（chlorpromazine）的发明，对精神医学逐渐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台湾第二代精神科医师也因此改变方向，在日后越来越是走向生物取向的精神医学。曾炆煋医师成为战后精神分析在台湾临床界发展最巅峰的指标型人物，从此就走下坡，一直到八○年代后半。
５ 精神分析在华文世界的第一次挫败（註21）
台湾精神分析发展的挫败，在华文世界中并非第一次。
二十世纪初，各种西方思潮开始叩开中国大门，心理学是以浩浩荡荡的气势涌进了渴望思想启蒙的中国教育阶层。根据復旦大学吴中杰和吴立昌先生的说法，到了五四前夕，「出版的各种心理学教科书不下二、三十种，大多是日本心理学译本或根据日本及西方心理学编译而成。」（《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1995）
一九○七年蔡元培第一次留德四年，在莱比锡大学待了三年，其中有一年半的时间学习「心理学实验室」一课，聆听冯特（Willhelm Wundt，1832-1920）授课。民国初年，陆续担任了教育部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心理学学科的建立和研究，特别是在教育上的运用，几乎是不遗余力的。
在五四运动这场对封建礼教和封建性观念的全面革命活动里，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曙光》等杂志报刊中，各方的鼓吹文章，对西方心理学的介绍也开始出现其中。
完全以介绍佛洛依德学说为目的的第一篇文章出现在1914年5月的《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一号，署名钱智修的作者在＜梦的研究＞一文里写著：「梦的问题，其首先研究者为福留特博士，Dr. Sigmund Freud。」「福留特氏，为吾人所不愿遇见之者，乃至吾人所欲为所欲得者，当于梦中实现之。」精神分析的介绍，有了一个开头。
精神分析在中国开始发生影响的重要人物，包括了几位民国初年的思想家。哲学家张东荪先生发现当时译「心解术」的精神分析，往往到处只见其名而未多阐析，于是写了＜论精神分析＞，刊在1920年12月的《民铎》。另外包括朱光潜、杨澄波、鲁迅等人。其中，两个人必需一提。
章士钊很早就接触到心理分析。1923年自欧返国的轮船上，他阅读佛洛依德才出版十年的作品《图腾与禁忌》，却觉得「反覆诵之，词气骤难尽晓，故中途执卷未释。」（《孤桐杂记》，1927）。1926年他自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位置卸任，再次赴德，开始接触精神分析，甚至全文翻译了佛洛依德在1925年撰写的《自传》，也同时直接和作者通信。
1925年《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十及十一号连载＜心之分析的起源及发展＞，是佛洛依德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Stanley Hall，1844-1924）邀请，赴美讲学的五次演讲。译者高卓，也就是日后影响中国甚深，甚至到了八○年代还主持大陆的许多译介计划和教育政策的心理学家高觉敷。
然而，当时的中国对佛洛依德和精神分析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在高觉敷1933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译序里，他自言：「老实说，我译此书，目的是消极的。国内学人从震于弗洛依特之名，间或对于他的功绩作过高的估计。我现将此书译出，好使读者明白弗洛依特究竟是如何的一个怪人。读者若因为我译了弗洛依特的一部书，便以为我为Freudian，那么弗洛依特纵肯收留，我也呼冤不置了。」「总之，弗洛依特的学说，毁誉参半。我们读书需抱持批判的态度，读弗洛依特的著作尤宜如此。」
虽然，翻译的工作仍然兴盛，包括高氏在1935年出版佛洛依德1933年作品《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但是三○年代的中国开始陷入更大的政治及经济问题，似乎远远超过了佛洛依德思想最初的问题性了。
鲁迅对《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特刊里编者引用佛洛依德而表示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著社会作用的」这一说明，大加批评。他开始嘲弄向来所喜爱的佛洛依德：「不过，佛洛依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慾。」而表示「食慾的根柢，实在比性慾还要深。」
当然，鲁迅是误读了佛洛依德的。在精神分析的理论里，食慾原本就是广义的性慾。只是在当时的中国，或者，几百年来的中国，张得大大的嘴唇恐怕是一直处于半飢饿状态吧。
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精神分析彷若时空错置般地出现，随之又因为一连串的战争而消失在华文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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