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病学家、家庭治疗专家、教育家。生于俄罗斯，4岁时移民美国，1920年加入美国国籍。192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学士学位，1933年获医学硕士学位。1935年，他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门宁格诊所担任主治医生，1937年，他回到纽约成为犹太人保护委员会的一名首席精神病学家，直到1951年。他曾担任精神分析医学协会的主席(1957—1959)，创办《家庭治疗进程》杂志。他于1957年至1971年之间担任了哥伦比亚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他获得了许多荣誉，撰写了不少论文与专著，如经典的《家庭生活的心理动力学：家庭关系的诊断与治疗》和《问题家庭的治疗》。不过，他最有名的是开创了“家庭治疗”的先河。他最早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家庭系统。他认为，单个家庭成员内部的潜意识冲突会相互影响，从而产生家庭成员之间紊乱的关系方式，导致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异常行为。为了改变家庭中的异常行为，就必须将内部的心理冲突公开，并把它提到人际关系冲突和相互作用功能失调的高度来认识。他1960年创办了家庭研究协会，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位于纽约的阿克曼家庭治疗协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旨在治疗问题家庭的临床治疗中心和训练基地。
玛西丽·拉克斯(MarcilleH．Lakos)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硕士，与阿克曼一起工作并接受其督导的临床心理学家。
引言
休伯特，10岁，男孩，学业不良，长期阅读困难，情绪低落，行为退缩，很惧怕父亲，嫉妒自己的妹妹，很怕生病和受伤。休伯特的问题很令人费解，除非我们先了解他父母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和其家庭扭曲发展的过程。
艰难的历程：从相爱、结婚到休伯特出生
休伯特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新教徒。两人不仅宗教信仰不同，而且文化背景也有很大的冲突，这使得夫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这种情形又由于丈夫对妻子的极度不信任而变得尤为复杂，丈夫的家人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男人是一所工程学校的主任，他的妻子是这所学校的研究助理，他们最初就是在这所学校相识的。求婚的过程非常艰难，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这个男人才使自己的父母接受这桩婚姻。其间他在矛盾中挣扎，他既要抚慰自己的父母，又要去努力赢得这个女人的接受。
母亲依旧公开地强烈反对他娶这个女人，直到有一次他的姐姐因为某件事情和母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出于报复，他的姐姐就宣称无论她母亲是否喜欢这个女人，弟弟都会和她结婚。母亲一下就崩溃了，卧床不起，但随之也不再反对儿子的婚事。
婚后的第一个时期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紧张而困难。新婚的妻子觉得应该生个孩子来让丈夫开心一点。她很想怀孕，但总怀不上，这让她非常痛苦，害怕自己不孕。后来，她有过一次流产，这使得她和她的丈夫都极为悲痛。再过了一些日子，她又怀孕了，怀的就是我们这个案例中的当事人休伯特。这时，她的丈夫应征人伍去了国外。他让妻子与他的姐姐住在一起。这种安排的背后就是他对妻子的怀疑、嫉妒以及担心妻子可能会对自己不忠。从这么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心理。
有一次丈夫回家探亲，他偷偷地去翻妻子梳妆台的抽屉，查看她的子宫帽(一种女性避孕用具)是否仍在原处。结果他没找到，这让他极为愤怒，就斥责他的妻子对自己不忠。她被深深地伤害了，为自己遭受如此的指责而愤愤不平。其实，那东西一直就在那里，只是丈夫又急又恼没看见而已。妻子虽然觉得很屈辱，但依旧偏向着自己的丈夫。她，和丈夫一样，对女人都抱着轻视和不信任的态度，因为在她的个人生活中曾多次遭到被自己信为朋友的女人的背叛。
在孩子未出生之前，她对做母亲充满着美好的幻想。但当休伯特呱呱落地以后，她觉得非常失望、非常痛苦。孩子的父亲仍在国外，她得自己一个人承担起照料孩子的责任。她很少和丈夫的姐姐交流，也几乎没有其他的人际交往。她觉得自己完全被抛弃了，孤单、害怕，还被一个孩子套着!
在休伯特刚出生的那一段时间里，母亲很孤僻，情绪也很低落。休伯特常常哭闹，她就用苯巴比妥(一种镇静剂)来让他安静下来，用灌肠来缓解他的痉挛。他的这种哭闹一直持续到四个月大。她对孩子的需求无动于衷甚至有些厌烦，她很少抱孩子，也很少表现出对他的关爱。休伯特发育很缓慢，2岁时才会说第一个词。当他长到1岁半时，扁桃体有点问题，这让他呼吸困难，老是流口水。母亲看到孩子这个样子，非常难过，并有一种深深的愧疚，但她仍克制住自己的感情。
休伯特2岁的时候，父亲回来了。第一眼看见父亲，他就大声尖叫，拒绝和他亲近。只要看见父亲靠近母亲，他就会发出痛苦的叫喊。当他看到父亲和母亲睡在一起时，他似乎非常恐慌不安。这个时期，家里的每个人都很心烦意乱。妻子很少跟丈夫讲自己的感受，她看上去脸色很差，很疲惫。丈夫也很不开心，夫妻俩彼此都觉得有些冷淡。丈夫认为妻子不再爱他，于是借工作来逃避这一切。他总是很晚才回家，也不大去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母亲怀上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后来让休伯特非常嫉妒的那个妹妹。在这期间，休伯特还是非常孤僻，不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到了4、5岁，休伯特的破坏性越来越强，他跟父母一点也不亲近，还常常去戏弄和攻击妹妹，因而经常挨责骂。5岁时他患了扁桃体炎，此后他用嘴呼吸，口水也流得少了。母亲对他仍很严厉，很冷淡。
进入幼儿园后，休伯特学得很慢，在社交方面也很退缩。但他的智力并不差，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幻想，这让老师感到很疑惑不解。父亲认为休伯特很愚笨，对他总是很严格。在这几年中，休伯特碰到过几次小意外，因此愈发害怕身体会受伤害。
在对待休伯特的态度上，父母仍旧意见不合。父亲历来对这孩子漠不关心，除非休伯特的行为让他实在不能忍受，他才会责骂他，对他说“够了，够了!”不过发过火后，他又觉得很内疚，会去向儿子道歉。其他时候，他对休伯特都是不闻不问的。母亲对此极为不满，认为丈夫对儿子不够严厉。
和父亲在一起时，休伯特变得越来越难相处。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小孩。父亲对后面的三个孩子都很喜欢，尤其宠爱第二个孩子。毫无疑问，这让休伯特更加嫉妒。
在母子之间、夫妻之间以及父子之间都存在着很深的障碍。母亲非常疏远休伯特，仿佛他是她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但无论母亲还是孩子，都觉得父亲之所以拒绝他们，完全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
优越的父亲和小心翼翼的母亲
在第一次和父母的面谈中，父亲装出很主动的样子，很快就在一个具有支配性的位置上坐了下来，无形之中表现出他比妻子的优越。尽管表面上他很平静、很理智，但从他的声音中可以看出他的焦虑。母亲面无表情地坐着，显得非常拘谨、冷漠，只有当丈夫直接问她话时才偶尔说两句，但她显然听得非常仔细。
在这次面谈及以后的几个月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一个是父亲正在接受人格分析，另一个是两年前学校就建议父母带休伯特去看精神科大夫，但他们没有采纳，直到他们的婚姻快破裂时，他们才非常迫切地希望心理咨询师帮他们救救这个孩子。
在这次面谈中，父亲明显表现出对儿子的愤怒。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从来就不喜欢这个孩子，对于他在智力上的缺陷很是懊恼，不过看到儿子拒绝自己，他也很苦恼和内疚。表面上他为儿子的愚笨很失望，但又极力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小心地回避任何对妻子的公开指责。不过，后来我们得知，在他心里，他认为母亲和儿子一样都是愚笨的。他很排斥休伯特，好像儿子是母亲一个人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母亲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说什么，只是夫妻之间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紧张和沉重。对于力求聪明的父亲来讲，他不能容忍家里有任何一个愚笨的人。母亲和儿子看上去很迟钝，但事实并非这么一回事，只是父亲希望他们如此。
在第二次和父母的面谈中，母亲不再那么冷漠，她显得很激动，并哭了起来。在咨询师的鼓励和支持下，她说出了一小部分她忍受的痛苦和煎熬，她为自己和儿子在父亲眼中的失败形象感到极大的罪责。谁搭的“堡垒”
和同龄人相比，休伯特的个子要小些，举止则更幼稚。他看上去很茫然、退缩，给我们的印象是缓慢、迟钝又孤僻。他的态度很冷淡，沉默寡言，情绪也很沮丧。他只顾自己玩耍，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他用积木搭了一个车库，他称之为“堡垒”，认为要想进入到里面是件很困难的事。当被问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进去时，他很小声地说：“至少两年。”他的防备性很高，他的行为表现出他对权力和破坏有着极大的幻想。后来，他用很低很低的声音暗示这个“堡垒”就是他父亲工作的地方。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觉得解决家庭的问题应和解决孩子的问题一同进行。我们首先要消除母子之间的感情障碍，然后是夫妻之间的问题，最后要让父亲接受儿子。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父母能够参与到孩子的治疗中来，让他们了解自己在家庭中担任的角色——父亲对孩子来说是父亲，对妻子而言是丈夫；母亲则是孩子的母亲，丈夫的妻子。因此，整个治疗在这样几个层面上展开：对孩子的单独咨询，母子在一起的咨询，对母亲的单独咨询，让母亲参加一个有关母亲的小组治疗，然后是父子一起的咨询。治疗主要由一位女性治疗师承担，一位男性精神学专家作督导。两人参加定期的家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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