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多人社会两难问题的基本范式之一，近年来资源两难问题引起了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内诸多领域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介绍了资源两难问题的定义、特点、研究意义并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着重介绍了Samuelson和Messick于1994年提出的资源两难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如忽视了对不确定性的研究等。文章最后指出了近年来有关资源两难问题的研究在心理学界的发展，并提出了对以后研究的一些建议。
【关 键 词】资源两难/社会两难/资源两难的决策模型/不确定性
resource dilemma/social dilemma/decision model/uncertainty
【正 文】
1 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家Thomas Schelling于1960年提出混和动机冲突(mixed-motive conflict)这一概念，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团体面临相冲突的合作和竞争动机时的情景。谈判和社会两难是两种最基本的混和动机冲突。而社会两难指的是一群人（N≥2）必须决定是最大化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的情景。对个人来说通常最大化个人利益更有利可图，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选择最大化个人利益，每个人所得到的收益将低于都选择最大化集体利益时的收益[1]。社会两难包括两人和多人情况。两人的社会两难包括经典的囚徒两难(prisoner's dilemma)问题，多人的社会两难主要包括资源两难(resource dilemma)、多人囚徒两难(N-person Prisoner's Dilemma,NPD)和公共物品范式(Public Goods Paradigm)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两难问题，尤其那些由于人口过多、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等引起的两难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等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等通过对社会两难问题进行分析来解释诸如进化、国际安全、政府计划的资金分配等问题；而心理学家用社会两难的原理来解释决策的次优绩效、实验室团队及真正工作团队的任务执行情况等等。
资源两难指个体从一个共用的资源库中“收获”资源，资源库本身会以一个预先决定的比率得以补充，但是如果成员过度“收获”（提取资源的速度大于补充率），资源库便会枯竭。因此成员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维持共用资源库[2]。在资源两难中个体的行为通常会产生两个后果：迅速产生的正面结果和延期发生的负面结果，而负面结果的危害往往较大。
Hardin于1968年发表于Science的文章“公用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描述资源两难问题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在文中Hardin认为现代人过度使用资源的后果将是面临类似于使用同一牧场的牧人所面临的悲剧：在公用牧场之中放牧的牧人尽可能地多饲养牲口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这种行为导致的长期后果是牲口的总数超出了牧场所能容纳的极限，草资源很快枯竭。所有的牲口也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面临饿死的境地[3]。
而现如今资源减少问题已经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关注的焦点，因此对资源两难问题的了解和进一步研究也就显得尤其重要。
2 以往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关注资源两难问题的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室研究，并试着运用实验结果来解决实际中的两难问题。解决一个资源两难问题意味着必须找到做出最佳收获选择的方法（最佳收获指的是能够维持资源库的一个数量）。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Samuelson和Messick于1994年提出了资源两难的决策模型[4]。该模型将资源两难的解决措施分为两种：结构措施和个体措施。
2.1结构措施
结构措施包括改变成员的基本选择程序和分割资源两种。前者包括剔除自由选择项、建立以领导人为基础的体系等措施：后者包括平等分配和平均分配等规则。研究者们对前一结构措施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剔除自由选择这一措施尽管很有效但是不受欢迎，尤其是当成员们把它看成是对非滥用资源者权利的一种侵犯或者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公正的惩罚时。建立以领导为基础的体系也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尽管这一方法不受非合作者的欢迎。在这一措施中，组员们可以自由选择领导，他们对这名领导的支持会受小组所经历到的成功次数和资源补充的一贯性这两个因素的影响。
相对于前一结构措施，分割资源是一种更为新颖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以认知启发式为基础的。启发式是简化复杂认知问题的一种直觉性策略。Deutsch在研究中发现在一定团体中分配资源的规则有11种，这11种规则可以被分成3类：平等分配，公平分配和按需要分配(equity,equality,need)。这3类规则代表了人们对公平感(fairness)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会受到个体、环境、结构和文化因素的影响。Allison和Messick认为在资源两难问题中人们通常会依靠启发式来帮助他们决定收获多少的问题[5]。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些人通常会采用“平等”启发式，即每个人收获同样的数量。平等是一种主要的社会规范，在其他许多社会情景中也经常被采用。实际上在Messick与人合作的一个更早的研究中，实验数据也表明许多人更愿意采用平等分配资源的规则[6]。
Samuelson和Messick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在建立以领导为基础的体系、平等分配和公平分配这3种改变资源两难问题的结构措施中，人们最偏好平等分配这一措施[7]。Rutte和Wilke的研究也发现，当成员还有其他选项（如少数服从多数或全体通过规则）来决定收获分配的大小时，以领导为基础的体系是很不受欢迎的[8]。
有许多研究都发现在实验中过度使用了资源的小组更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决策结构。Samuelson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归因(attribution)造成的：被试认为任何允许他人过度使用资源的体系都是有缺陷的，因此应该被改变。然而有趣的是，在其他人的选择变化较多的实验中，被试尽管对游戏表示不满意，但是却仍然愿意维持自由选择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就不是把缺陷归因于系统，而是归因于个别贪婪的个体。因此Samuelson等人认为当个体认为目前的系统不够完善并且相信变化会有效地增强合作时才会倾向于改变[9]。除此之外，Samuelson和Messick还发现有两个变量会影响被试采取结构措施的偏好：在管理公共资源时知觉到的团队的有效性和团队成员收益的同质程度[7]。Yamagishi于1986年提出了“结构目标／期望”理论(Structural goal/expect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当团队成员培养了共同合作的目标、理解了结构措施的有效性、并且意识到仅仅通过初步合作很难达到合作目标时，他们会采取结构措施[10]。
2.2个体措施
个体措施即引入改变个体行为的操作。相对于结构性措施，研究者对个体措施进行了更多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发现在资源两难问题中影响人们收获决策的主要有3个因素：个人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即积聚资源的愿望(如自己的利益）；责任感(responsibility)，即有责任地使用资源或是抵制他人滥用资源的愿望；遵从(conformity)，即遵守团队规范的愿望[1]。
另外还有研究发现沟通、资源管理的经验、增强社会认同感、惩罚过度消耗行为、向被试具体描述资源两难的特点及口头强调节约等均会对收获行为产生影响[2]。
Samuelson和Messick认为对变化的偏好是对目前结果的不满意感的函数，该函数随着对问题的不同归因而变化。个体措施比结构措施更受欢迎，因为个体措施更容易操作并且不需要得到整个小组的同意即可执行。该模型还假定一些因素（如公平感、效能感）会影响对特定结构措施的选择。
2.3小结
下图是对Samuelson和Messick所提出的资源两难决策模型的总结：
附图{图}
另外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对他人行为的期望、社会价值取向、道德感、成员投入程度、先前经验(prior experience，尤其是第一轮实验中体验到的对方的社会价值取向）、团队规模、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社会规范等因素均会对资源分配中的合作行为产生影响，其中后面3项可以归入结构措施，其余的则属于个体措施[11]。
3 以往研究的不足
在大多数对资源两难问题的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均假设对资源规模和他人行为的信息是完全可得的，即个体是完全理性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信息往往是很难获取的，于是就引发了环境（有关资源的信息比如资源的规模、补充率等）和／或社会（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的不确定性[1]。已经有不少研究者着手研究不确定性对资源两难问题的影响，如Roch和Samuelson研究了环境不确定和社会价值导向对资源两难的影响[12]。Suleiman和Rapoport也发展了个体决策过程的期望效用模型和博弈理论模型，但是这两个模型还需要系统检测[13,14]。笔者认为尽管这些研究者注意到了信息对资源两难问题影响的重要性，但是只考察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全包括两种情况：单方不对称和双方不对称。）而在现实生活中，单方信息不对称现象比比皆是。仅以组织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为例，上下各层次管理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均属于单方信息不对称[15]。
另外，尽管一些心理变量在促进合作行为中的角色已经被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团队认同感，自我效能，不确定性和期望等，但是还缺少一个描述这些变量是怎样相互影响合作行为的通用模型[1]。Liebrand曾经总结了影响两难行为的14个因素，他也指出目前为止研究者对于这些因素是怎样交互作用的知之甚少[16]。
尽管有不少研究者试着运用实验室中的研究成果来解决实际中的资源两难问题，但是由于实验室模拟试验本身存在的问题（如被试的取样及样本大小的局限性）以及社会两难实验范式自身存在的不足（如由于被试是陌生人而导致不利于培养角色和身份），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就受到了一定影响。怎样才能使实验室的实验结果更好地适用于解决现实情景中的资源两难问题仍然是广大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
4 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展望
以往研究已经发现由于人们在有意识水平上对信息的加工能力有限，尤其是社会信息，导致了人们不能或不能够全面理解两难情景中的效用。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认知因素对资源两难情景中分配规则选择的影响。如Samuelson等研究了在资源分享任务中内隐知识对采用的社会决策启发式的影响[17]。Roch等人考察了认知负荷如何影响信息加工策略，从而影响了分配规则的决策[18]。
在混合动机情景中研究组和组之间的交互作用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已有研究发现大组在团体绩效上不一定优于小组[19]。Insko等人也认为团体之间的交往比起个人之间的交往更加具有竞争性，这种现象被称为个人－团体不一致(individual-group discontinuity)。Insko等人为这种不一致现象提出了两个解释：“对共享的自利行为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for shared self-interest)和“以图式为基础的不信任”(schema-based distrust)。前一解释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而后一解释引起了颇多争议[20]。笔者认为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较大规模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仍然会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在过去的几十年对资源两难问题的研究曾经一直被社会心理学家所统治。但是至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开始对资源两难问题进行研究，其中的佼佼者即包括组织心理学家。组织可以看成是一个缺稀资源的结合。这些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如资金和人员）和无形资源（信息的获得，知识，士气和信任）。这些资源被组织员工使用，由组织利润、员工的时间、投入或其他贡献等来补充。当组织采用以绩效为基础的报酬系统时，有限的资源库就会引发社会两难问题：员工或者工作团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过度使用资源，从而会对公司整体产生危害。近年来一些心理学工作者在组织背景中对资源两难问题进行了研究，如Mannix发现在权力不均衡的小组中，个人和小组资源管理的结果均低于权力均衡的小组，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更低[21]。Mannix等人还研究了不同的组织文化（经济导向、关系导向和个人发展导向）和资源效价（正、负）对组织资源分配的影响。这些研究对于鼓舞员工的士气、增强人际协作、促进组织中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均有启发意义[2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资源两难问题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方面：
(1)着力找出一个解释变量（如团队认同感、自我效能、不确定性和期望等)之间交互作用的整合模型，从而对影响资源两难问题中合作行为的因素有更全面、动态的了解。
(2)进一步研究不确定性对资源分配任务的影响。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信息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对不确定性对资源分配任务的影响来进行考察，并且应该重点对单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双方及群体资源分享的情况进行研究。
(3)进一步关注认知因素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同时继续关注在组织背景中研究资源两难问题。尝试从新的角度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找到研究的切入点。
(4)进一步关注团体之间交互影响的研究，同时对影响个体及小规模团体的资源分配任务的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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