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对8省市的428位专业人员所进行的价值取向研究表明，我国专业人员的价值取向总体倾向是积极向上，与社会期待相符合的，重视社会责任、工作、公众利益、法律规范、感情和家庭的价值；性别、文化程度和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因素显著影响专业人员的价值取向的个别侧面，但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和家庭结构的作用不显著。
【关 键 词】专业人员/价值取向/价值观/法律法规
【正 文】
1 引言
从心理学角度对价值观(values)和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的概念、心理结构、过程、功能及测量进行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1]。50年代，Kluckhohn对一些重要概念的界定使价值观、价值取向有了相对明确的内涵。他提出，价值观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可能会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及其结果的选择；价值取向则是强调价值观作为一个多水平、多维度观念体系所具有的选择、取舍功能。70年代，Rokeach提出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信念，并把人类价值观分为生活目标（终极性价值）和行为方式（工具性价值）两个维度，从而扩展了它的研究领域和范围。80年代，Schwartz强调价值观对行为的动力意义，也就是价值取向的意义[2]。1960年，Allport和Vernon结合Spranger1928年的观点把价值观分为经济的、理论的、审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6类，并编制“价值观研究”量表。Staud(1974)、Ben和Lord(1979)、Hui和Traindis(1986)、Batson(1991)各自从不同角度出发，将价值取向或分成合作、竞争和个体3类，或分为利己和利他2维[3]。
我国早期在价值观、价值取向领域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介绍、移植与验证[2]。80年代以后，基于对价值观“社会文化依从性”的认可，研究者开始在概念、结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自己的探讨，并试图建立中国民众自己的价值观系统理论。杨中芳1991年将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分为文化理念层次、社会制度层次和个人行为层次，并从3个层次30个具体内容上将中国人与西方人进行比较[1]。杨国枢1992年、1994年提出，价值观是人们对特定行为、事物、状态或目标的一种持久性偏好；价值观可以具体分为个我取向和社会取向，后者又包括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4个次级取向；与传统价值观相对照，中国民众表现出的一些现代价值观可分为平权开放、独立自主、乐观进取、尊重情感、两性平等[4,5]。黄希庭1994年认为，价值观是人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符合与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可以分为政治、道德、审美、宗教、职业、人际、婚恋、自我、人生、幸福等10个不同维度；有所作为、真正的友谊、自尊、国家安全，被中国青年列为4个最重要的价值观；有抱负、有能力、胸怀宽广被列在工具性价值观的前排位置[6]。中国社会科学院价值观课题组从人生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政治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婚恋与性价值观等5个方面进行调查，总结出当时青年人价值观变化的3个特点[2]。
经济、信息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内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使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受到强大、深刻的冲击。健康的价值取向具有引导个人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性特点，对它的研究引起越来越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正如前文提到的一些研究者，他们开展了很多本土化工作，并取得重要进展。但回顾这些研究，还是能发现不少问题。在理论建构上，主要还是基于国外的价值观理论、模式，或是没有实证研究的足够支持。在测量工具上，大量是对国外量表进行翻译、修订；部分研究自编问卷在理论基础上缺乏系统思考，工具的信度效度等技术特征也不能达到规范测量工具的要求。在样本选择上，国内研究多取自青年、学生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其它群体涉及较少，这类研究对于了解中国民众价值观全貌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本研究采用的工具为“中国民众价值取向问卷(QVOC)”，它的相关概念、结构均建立在对中国民众进行“文化客位”角度研究的基础之上[2]，经验证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中把“专业人员”群体定义为“拥有专科或专科以上学历的行政、事业单位专业人员”，比如大中学教师、各级公务员、医生、律师等。这一群体整体上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处于主流社会阶层，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国内已有研究往往只是对其中部分职业子群体、年龄子群体进行描述性调查分析[7,8]。对专业人员群体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专业人员的价值取向现状，还可以为进一步的横向、纵向比较提供研究背景，有助于为社会发展建立强有力的价值导向体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来自内蒙古、山东、江苏、福建、辽宁、北京、陕西、安徽8个省市，有效回收问卷428份，样本结构见表1。
2.2 工具
采用本课题组统一编制的中国民众价值取向问卷(Questionnaire of Value Orientation for Chinese,OVOC)作为测量工具。该量表是由金盛华等人经过严密的全国303例访谈发展，并通过全国5514人的样本研究编制的，整个量表发展过程都包含了专业人员群体，最后定型量表共40个条目，分为金钱权力、正义公理、学习工作、从众、法律规范、家庭、爱情、公共利益等8个维度，对方差的累积解释率为45.23%，整个问卷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0，分半信度系数为0.65。该量表为6级评分量表，从1表示“十分不同意”过渡到6表示“十分同意”，分数越高，表明此种价值取向越高。
表1 专业人员样本的基本情况表
n %
性别 男 246 57.5
女 182 42.5
≤30 185 43.2
年龄段 30～90 206 48.1
≥50 34 7.9
缺失值 3 0.8
中专 119 27.8
文化程度 大学 252 58.9
大学以上 57 13.3
500以下 136 31.8
500～1000 175 40.9
人均月收入 1000～1500 62 15.4
1500以上 53 12.4
缺失值 2 0.5
2.3 实施过程
2001年12月至2002年1月期间，问卷由主试分赴各地进行施测，被试个别作答，统一回收。对回收问卷进行审查，删除未完整作答和习惯性应答的问卷。
用SPSS 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专业人员价值取向的总体得分
表2 专业人员在价值取向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平均数M 标准差SD t p
金钱权力 3.2407 0.8506 -6.308 0.000***
正义公理 5.0325 0.6117 51.827 0.000***
学习工作 4.6565 0.6639 36.041 0.000***
从众 3.1341 0.7560 -10.014 0.000***
法律规范 4.2414 1.0356 14.812 0.000***
家庭 3.7796 0.8716 6.637 0.000***
爱情 4.2804 0.8392 19.239 0.000***
公共利益 4.6437 0.8588 27.552 0.000***
注：*** p＜0.001
从表2中可以看到，专业人员在价值取向各维度上认同程度的先后顺序为，正义公理、学习工作、公共利益、爱情、法律规范、家庭、金钱权力、从众。由于3表示“有些不同意”，4表示“有些同意”，因此设定3.5为不同意与同意的质性分界，将平均得分与3.5的分界线进行比较，专业人员总体各项得分都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水平（见表2结果），其中对正义公理、学习工作、公共利益、爱情、法律法规、家庭等维度为积极取向，对从众和金钱权力为负向取向。
3.2 不同性别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比较
以性别为自变量，控制其他变量，对价值取向8个维度进行多元方差分析：Pillai's Trace=0.063,F=3.330,p=0.0001;Wiks' Lambda=0.937,F=3.330,p=0.001，表明不同性别专业人员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可进一步对各维度作出分析。
表3 不同性别被试在价值取向各维度上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附图{图}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4 不同文化程度被试在价值取向各维度上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附图{图}
注：a：与中专文化水平比较差异显著；b：与大学文化水平比较差异显著；c：与大学以上文化水平比较差异显著
表5 不同年龄被试在价值取向各维度上的多元方差分析(MANOVA)
附图{图}
注：a：与30岁以下年龄段比较差异显著；b：与30～50岁年龄段比较差异显著；c：与50岁以上年龄段比较差异显著。
从表3中可以看到，男女专业人员在学习工作取向上的差异非常显著。虽然两性的得分都较高，但男性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在法律法规取向上，性别差异显著，女性得分高于男性。
3.3 不同文化程度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比较
以文化程度为自变量，控制其他变量，对价值取向8个维度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专业人员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可进一步对各维度进行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
从表4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程度专业人员价值取向的差异明显，体现在法律规范价值取向、家庭取向和从众取向等维度上。中专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在法律规范、家庭取向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大学、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在两个持负向看法的取向维度上，中专群体对从众表现的拒绝水平高于大学以上群体，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则在金钱权力取向上得分最低。不同教育水平的专业人员虽在多个维度价值取向具有较高一致性，但在某些具体价值取向上依然存在着一定差别。
3.4 不同年龄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比较
以年龄为自变量，控制其他变量，对价值取向8个维度进行多元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年龄专业人员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水平，可进一步对各维度进行方差分析和事后检验。
从表5中可以看到，不同年龄专业人员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金钱权力取向、从众取向、法律规范取向和家庭取向上。对于两个持负向看法的取向维度，30岁以下的专业人员在从众取向上得分显著低于另两个年龄段，在金钱权力取向上的得分则显著低于30～50年龄段的专业人员。对于持正向看法的其它维度，30岁以下的专业人员在法律规范和家庭取向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其他两个年龄阶段。
3.5 不同收入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比较
以收入水平为自变量，控制其他变量，对价值取向8个维度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收入专业人员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4 讨论
4.1 专业人员价值取向的总体状况
结合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专业人员的价值取向倾向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工作学习、爱情家庭，而且更加关怀社会的正义公理、公共利益和法律规范。在8个价值取向维度中，正义公理取向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其它维度，对该维度题项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专业人员提倡做事凭良心、追求精神生活，他们关注环保，呼吁全人类平等，这些价值取向，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理想基本上是一致的[9]。虽然近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价值观开始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并开始发生作用，但对专业人员而言，传统文化的影响依旧深远。
本研究关于专业人员金钱权力和从众的价值取向事业，则反映了专业人员对当前社会“一切向钱看”“权力至上”的社会流行趋势并没有简单认同，他们在是非选择上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正确判断，而不是采取保守消极的“随大流、人云亦云”方式，意味着中国专业人员群体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专业人员作为社会的中坚阶层，他们的价值取向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目前社会虽然存在种种不良现象，但主流价值取向还是健康的、向上的。
4.2 性别因素对专业人员价值取向的影响
性别的社会心理差异一直是社会心理研究的焦点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走出传统家庭的小圈子，步入社会、拥有自己的工作，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0]。结合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虽然男女专业人员的价值取向总体上接近，但在学习工作取向上男性得分还是显著高于女性得分。结合具体题项分析发现，男性更倾向于将在工作中取得成就作为人生的重要、甚至首要目标。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女性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对男女性别角色的要求不同，男性趋向于被要求挣钱养家、在社会地位上处于强势。
4.3 文化程度因素对专业人员价值取向的影响
教育在个人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在当代中国，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已成为个人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评价个人的重要尺度[11]。结合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中专文化水平的专业人员更倾向于自觉将法律、规范作为自己判断选择的标准，强调遵纪守法；虽然对从众取向维度都是负向评价，但文化程度越高的专业人员越倾向于认可这种取向。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是文化程度越高，对自己的判断是非能力越有信心，容易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标准、原则，而不是对法规条文一味盲从，这与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论中的“后习俗水平”有共通之处[12]；另一方面，虽然从前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当代专业人员整体上对从众倾向表示不认同，但由于长期受“中庸之道”、“明哲保身”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冲突、矛盾前还是不太乐意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家庭取向方面，中专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更看重家庭对人生的意义；随着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更容易成为其工作单位的中坚力量、技术骨干，在工作中体会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价值取向多元化，家庭不再是生活的唯一支柱，他们力图在家庭和事业间找到平衡点。
4.5 年龄因素对专业人员价值取向的影响
不同的年龄阶段，既可以反映个人本身的发展变化，还可以反映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在人们心理上的影响[7]。结合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青年人更不赞成为求“保险”而“随大流”，将追求金钱名利或家庭生活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更不愿意一切判断、行为只凭法律法规做出取舍，价值取向上青年人的特点十分明显。青年专业人员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接受的教育，更多受到当代社会思想活跃、强调个性、文化多元的影响。随着年龄增加、阅历丰富，专业人员一方面是相对更加现实，逐渐学会了个人需要随情境而调整，另一方面也是在现实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个人能力的有限和社会压力的强大，倾向于自觉通过一些约定俗成、程序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显示出更加强调法律规范的价值倾向。
4.5 收入因素对专业人员价值取向的影响
经济状况对人们社会心理带来的影响一直受到社会心理研究的关注，过去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13]。但在我们研究的专业人员群体中，这一因素对价值取向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与该研究群体都受过较好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关。虽然月人均收入也可从绝对值上分为3个不同水平，但考虑到不同地区消费水平的差异，专业人员还是应该在当地拥有相对较好收入水平的；同时，由于该群体的职业特点，他们的收入差距不会太大。结合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可以对其进行合理化解释：到达一定基准水平后再出现的收入差异对专业人员价值取向的影响不再显著。
5 结论
总体上，我国专业人员在价值取向各维度上认同程度的先后顺序为：正义公理、学习工作、公共利益、爱情、法律规范、家庭、金钱权力、从众。
性别、文化程度和年龄显著影响专业人员的价值取向的个别侧面。其中，男性相对更倾向于将工作成就作为人生重要目标；与大学及大学以上人员相比，中专文化的专业人员在价值取向上倾向于更重视法律规范和家庭；与中老年阶段专业人员相比，处于青年阶段的专业人员在价值取向上倾向于低从众、低家庭和低法律规范。
不同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和家庭结构并不显著影响专业人员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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