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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弗洛伊德
发布: 2008-5-28 09:40    作者: webmaster    来源: 本站原创    查看: 0次

因此,儿童精神分析决不能完全照搬正统精神分析的方法。安娜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体系,它强调的是人格的形成,探索的是造成人格畸形发展的原因,高度重视的是对人格健康发展的严重威胁,而对那些给儿童的心理发展造成的不太严重但又不可避免的伤害则不予理睬。

安娜认为,精神分析只能给人的生活提供指导,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她发现有些分析者在治疗中常常把造成儿童人格障碍的原因追寻到出生的第一年,退寻到人格障碍的最早期表现,有时甚至涉足到人格的那些不可改变的结构及环境情况,他们企图通过分析治疗而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预防措施,它的作用和效果是有局限性的。由于人的生活环境是千差万别的,许多特殊情况都有可能损害一个儿童的生活,即使是最竭尽全力的分析治疗也可能解决不了,因为它毕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环境。

安娜认为,如果人们认识不到这种局限性,就会不切实际地把儿童分析的结果扩展到他的一生,企图对他的全部人生道路都起指导作用,那就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儿童分析者必须认识到,儿童更依赖于外界现实,因而也更容易受当前外界现实的影响。例如,儿童对父母的依赖,与兄弟姐妹和同伴的冲突,他们和教师及其他权威人土的关系等都可在儿童的心理障碍中表现出来。

儿童分析治疗与成人的根本区别是,成人的神经症疾患已经几乎完全内化了,只有通过分析解释才能从他们的过去生活和早期未解决的冲突中找到原因,而对儿童的分析治疗则可以从当前社会现实中的当前关系来寻找原因。

安娜认为:“在治疗中,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治疗可以说明他们被客观世界所控制的程度,即他们的行为和病理有多少是受环境影响决定的(如病人的合作与拒绝态度,……只有通过分析解释才能从他们的过去生活和早期未解决的冲突中找到原因,而对儿童的分析治疗则可以从当前社会现实中的当前关系来寻找原因。”

安娜认为:“在治疗中,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治疗可以说明他们被客观世界所控制的程度,即他们的行为和病理有多少是受环境影响决定的(如病人的合作与拒绝态度,喜爱或冷淡的态度,批评或欣赏的态度),以及有多少是受其婚后性生活和谐与否决定的……完全依赖于对内部世界进行解释的儿童分析者可能会忽视病人对其环境情况——这在目前是同样重要的——叙述活动。”

安娜不仅重视儿童的周围环境,而且重视当前社会现实对儿童的影响,她认为儿童分析者应从儿童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中来了解心理疾病的原因,即使对那些有严重心理创伤的儿童,安娜也力图承认,他们在努力适应,应付和控制可能会毁灭他们的环境。

因此努力改善儿童生活的环境,创设一个良好的教育和环境条件,才是解决儿童心理冲突的关键。当然,有些客观环境是儿童分析者所无法解决的,例如由于战争而失去父母的儿童,人们很难再为他们创立一个完整、健康的家庭环境。

简单地说,安娜的儿童精神分析理论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儿童和分析师的关系是特殊的,儿童的父母仍然是儿童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治疗师要注意自己既不要变成儿童的替代型父母,又不要变成儿童的伙伴,既要保持权威性,又要有童心。第二,儿童的象征能力并不像成人那样发达,他们也不像成人那样能把情绪很好地通过口头表达,即便很大的儿童也不会像成人那样形成情结;第三,儿童的问题是此时此地的,问题一般都很表浅;第四,儿童分析中要注意防御机制的分析,促进自我功能的发展。在儿童心理治疗中,由于使用自由联想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对儿童自我防御机制的分极就成为理解儿童本能发展史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成为在治疗准备阶段了解儿童心理疾病成因及其人格特征的一种手段。

安娜指出:“只要一个人的自我所建立的防御是完整的,分析观察者就会一无所获;一旦这些防御被打破,例如当压抑遭到失败潜意识材料恢复时……大量的有关内部心理过程的信息就可以加以利用了。”

显然,在安娜眼里,自我防御机制是人格的成功保卫者,这是因为自我并没有意识到它在防卫自己,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因此“自我和本我仍然是伙伴关系,它仍然需要在本我的支配下完成自己的任务。”

下面结合临床详细谈谈——

一、儿童精神分析的标准

安娜实际上是扩展了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围,而且在方法上也有所突破。弗洛伊德是通过病人的自由联想,在病人身上重建儿童期的生活事件,来了解心理障碍的起因。但安娜却发现,儿童病人虽然富有自由精神,但对他们运用自由联想的言语分析技术则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安娜看来,这是由于儿童不象成人那样自愿来接受精神分析,寻求医生的帮助,而是往往在父母的催促和带领下才来接受治疗的。但是成功的精神分析又要求病人必须在理智和情感上都愿意接受治疗。否则用自由联想就很难获得成功。

医生应该怎样确定儿童究竟何时需要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呢?本世纪20—3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精神分析治疗对任何有情绪和理智障碍的儿童都是有益的。但在这一时期安娜却认为,精神分析只适用于那些由于严重的童年期神经症而使其进一步发展受到抑制的儿童。

这是因为儿童和成人不同。安娜扩展了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方法,即把对儿童施行彻底的病理治疗转变为对儿童发展过程和对过渡时期心理损伤的治疗。这样,判断一个儿童是否需要接受精神分机治疗的明确标准,就是观察儿童的心理是否固着某一发展阶段,而不是看他有没有明显的神经症状的表现。

于此,她提出了儿童分析的一个手段——心理玄学评价。她认为不仅对儿童病人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训练以便使他们确信分析的价值,而且分折者本人也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分析评价,来了解儿童病人的心理冲突及其强度。

但是如何进行评价呢?安娜提出了一种“心理玄学评价”法,这种方法要求精神分析者把在诊断评价阶段从病人身上获得的信息组织起来,使之构成一幅关于人的动力的、发生的、经济的、结构的和适应性功能的清晰图象。这种心理玄学的评价方式有专为儿童分析设计的,也有为青少年和成人设计的。这里只简述一下安娜及其同事为儿童设计的评价,它包括九个方面:(1)进行治疗安排的理由(如儿童心理发展受到抑制,行为出现问题等);(2)对儿童的描述(包括个人的外表形象、心境、态度等);(3)家庭背景和个人历史(包括个人生活史和家庭成员);(4)可能有意义的环境影响;(5)对儿童发展的评价(包括内驱力的发展、  自我和超我的发展)(6)发生的评价(退行与固着);(7)动力的和结构的评价;(8)一般特点评价(如挫折忍耐力,升华的潜能,对焦虑的态度,前行与退行的力量等);(9)诊断。

二、儿童分析的准备阶段

曾当过小学教师的安娜·弗洛伊德深深地明白如何启迪儿童的心灵,唤起儿童的分析兴趣。在对儿童的分析治疗过程中,她的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早期阶段,安娜认为对儿童施行精神分析,需要有一段漫长的准备阶段。在这个准备阶段中,通过医生和小病人的多次接触,建立了一种“给予和索取的关系”。后来,安娜通过对儿童自我防御机制的直接观察,通过对儿童家庭及其成员之间关系的间接观察,又把这一准备阶段改称为“心理玄学评价”过程。两者虽然名称各异,但其含义和目的都是为了训练儿童成为可以进行精神分折的对象。从以下这个过程的每一详细步骤我们可以看出安娜对儿童精神分析所做的积极贡献。

 (一)唤起儿童的自我兴越

准备阶段的第一步是通过分析者与儿童的谈话、 游戏等活动,使儿童明白他有接受分桥治疗的必要。由于这些活动,使儿童开始把分析者视为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从而乐意接受分析者的帮助,并真诚地向分析者倾诉自己的苦恼。

安娜曾经给一个10岁的小男孩做过分析治疗。这个小男孩是他父母送来的。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焦虑症,经常紧张不安,喜欢躺着,编造一些故事,还有偷窃行为。安娜在和这个小男孩的接触中发现,他对外界的一切充满了敌意,因而对分析者的帮助持拒绝态度。最初,安娜和这个小男孩一起闲聊,她只是模访这个孩子的动作和表情等。当孩子兴高采烈时,她也显得很高兴;当孩子沉默不语或深感压抑时,她也显得很沉重。有时候这个小男孩长时间钻在桌子底下不出来,安娜也不在意,她只是把桌布掀起来和他说话。在整个谈话期间,安娜始终追随着他的幻想和谈话的主题,并不时地和孩子做着游戏,孩子做鬼脸,她就做个更好的嘴脸,孩子要和她比力气,她就显示出她有无可比拟的力量……她说:“我的态度就象一部影片或小说,只是为了吸引观众或读者而已。”这样,经过不断地和儿童谈话、游戏与接触,安娜不仅使自己对儿童病人越来越感兴趣,而且成功地唤起了儿童的兴趣,了解了儿童在兴趣、态度和典型活动等方面的一些表现和样本。

(二)促使儿童愿意与分析者合作。

准备阶段的第二步,是通过各种方式使儿童感到分析者对病人是有用的,并进而促使儿童病人愿意与分析者合作。仍以上面提到的那个小男孩为例。安娜在自己的打字机上为他写信,把这个孩子编造的各种白日梦和故事都记录下来,在谈话期间做一些玩具等。使这个小男孩感到安娜十分和蔼可亲,慢慢地改变了敌对态度,愿意与她合作。安娜在治疗另一个同样需要进行分析准备的女童时说过:“在和她谈话期间,我热情地编织着各种衣服,逐渐为她所有的玩具娃娃和玩具熊织好了衣服。”显而易见,安娜所谓准备阶段是相当长的,需要耐心地启发和等待。直到儿童表现出愿意接受治疗的迹象。在安娜看来,这些活动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实际上它对心理治疗具有重要作用:(1)对儿童来说,分析治疗变成了一件有趣和有益的事情。(2)更重要的是分析者了解了儿童内心世界的幻想,明白了儿童症状的起因。

(三)分析者的权威性与儿童的软弱性。

准备阶段的第三步是进一步扩展儿童对分析者之价值的认识。安娜说:“我使他认识到,接受分析有莫大的实际的好处。例如,当他把受惩罚的原因告诉绘分析者,并且只有通过他再告知那些管理儿童的人,才会发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比较幸运的结果。”经过这一系列的谈话和活动等准备工作,安娜在小病人眼中不仅是一个有趣、有帮助和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很有权威、很有力量的人。上面提到的那个10岁的小男孩终于完全信任安娜了,他开始把安娜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并把自以为是最秘密的东西都告诉了安娜。

在安娜看来,只有当儿童能清楚地认识到外界帮助对解除其困境的必要性之后,准备阶段才算结束。只有当儿童承认他有“困难”,只有当他体验到自己是软弱的、需要帮助的,而分析者则是强大的、对他有帮助的,他才真正乐意进行自我的灵魂探索,向分析者倾诉自己的一切。 在准备阶段,分析者艰苦的工作是力图建立一种强烈的积极的移情关系。使儿童把分析者视为自己的自我理想,分析者由此而取代了父母的权威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父母本人就是儿童困境的根源,或者对儿童的治疗持消极态度。这时分析者就必须尽力排除父母的这种消极影响,从而以教育者的身份在整个准备阶与儿童病人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为以后的正式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儿童分析过程的技术与手段

 (一)对幻想和梦的解释。

在安娜之前,儿童分析的一种主要方法是分析儿童的游戏活动,但安娜却否认这是一条通往儿童潜意识的道路。因为她认为儿童摆弄玩具和从事游戏的幻想实际上类似于成人分析中的言语活动,所以对儿童来说仍然是不适用的。安娜在儿童治疗的初期,采用了成人精神分析的两项技术并对此做了一些改动。第一项改动是,儿童分析者主要依赖于小病人对其幻想和梦的言语报告。她把这些结果看作是潜意识过程的症状派生物,认为只有通过解释才能了解其潜意识内涵。对某些儿童来说,则可以鼓励他们讲述一些幻想的故事。例如,让小病人闭上眼睛向分析者报告他目前所“看到的情境”,分析者还可以与小病人一起讨论儿童的

梦,慢慢地儿童就习惯和懂得了如何寻求隐藏在自己的活动背后的潜在意义。

   (二)对儿童与分析者之间关系的解释

   安娜所做的第二项技术改动是力图对分析者与儿童病人之间的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她认为在成人分析中移情关系和产生完全的移情神经症成为治疗的关键。但是对儿童病人来说,这种移情关系却包含着某种教育成分,并且体现着某种在成人患者中所没有的积极情感。当然不可否认在分析治疗中也会出现一些消极情感,但安娜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干扰,分析者应尽可能迅速地避免使儿童与分析者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的破裂,否则治疗将不会收到成功的效果。只有在积极的情感联系状态下,儿童精神分析治疗才会真正奏效。 但是儿童病人与分桥者之间的移情关系和成人不同。因为儿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爱情关系,他们在分析中当然也不可能回味和体验这种关系。儿童的欢乐与痛苦仍然依赖于支配其成长过程的人,所以分析者要想了解儿童的潜意识,就必须努力分享儿童对其父母的情感。有时这种情感可能是充满敌意的、忧伤而失望的,有时则可能是过分理想化的。但不管怎么说,分析者与儿童之间感情上的交融会扫除治疗的障碍,有利于了解儿童的潜意识心灵。

 如果儿童病人对父母毫无感情(例如弃儿),那么情况就更复杂了。这些情感被剥夺了的儿童虽然从分析者身上得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东西,但他们不会对分析者产生移情,他们满足于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需要。在安娜看来,“这种儿童不会产生移情神经症。尽管他对分析者有各种积极的和消极的冲动,但他仍然继续做出以前在家里做出的那种变态反应。正由于此,儿童分析者不仅要考虑到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而且要把他的注意力指向可以发现神经症反应的地方——即儿童的家庭。”

  总之,儿童与分析者之间的移情关系是一种分享的移情,是对分析情境内外的人际关系的分析,是对病人自己的观点和与他们有最密切关系的成人观点的一种分析。可见,儿童精神分析和成人的分析治疗是有很大差别的。

   (三)使儿童摆脱困境

   安娜在分析治疗中发现,如果儿童的神经紊乱和他们在环境中经常接触的人与事有密切关系的话,就必须符合下列逻辑:(1)儿童神经症并不限于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而是包括一些通过环境对人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恶劣影响。(2)由于儿童正在发展自己的个性,他们的自我和超我不够成熟,还会经常发生潜意识的冲突,所以显得很软弱。在这里安娜强调了环境影响对儿童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看法和她父亲只强调人的心理内部冲突相比,比较接近儿童的实际,因而也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安娜的观点并没有脱离其父亲的影响,她仍然十分注重潜意识本能冲动的作用。既然儿童的自我和超我还不够成熟,那么,如果分析者能成功地通过分析把儿童本我的冲突从潜意识中解放出来,那么环境和父母是否能为儿童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解和帮助呢?在安娜看来,儿童分桥者显然不能依靠儿童自我的力量使病人摆脱困境,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分析者必须一方面通过分析使儿童的潜意识材料成为意识的,教育儿童用健康的策略来对付受到恐吓和威胁的冲动;另一方面,分析者又必须防止这些被释放出来的潜意识冲动在儿童的意识生活中造成混乱。“因此分析者要把两种困难而又完全相反的功能结合在自己的人格中;他必须进行分析和教育,就是说,他必须同时既容许又禁止,既放松又抓紧。”这样分析者在儿童病人的心目中既是一个慈祥的父母,又是一个严厉的权威人土。他可以通过一系列活动帮助儿童明辨是非,逐渐摆脱神经症状的干扰。

   安娜十分强调分析者的教育作用,她看到了儿童的生活环境对其心理发展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又深感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儿童的生活环境。因此要彻底治愈儿童的神经症是相当困难的。

 

其人

  安娜·弗洛伊德于1895年12月3日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她是弗洛伊德六个子女中年龄最小的,据说也是他最宠爱的。

  在安娜出世以前,弗洛伊德曾希望她是个男孩,1895年10月他曾给好友威廉·弗立斯写信说:“您不会反对我把即将出生的儿子取名叫威廉吧?如果他是个女儿,就取名叫安娜。”安娜出生以后,弗洛伊德又写信告诉弗立斯:“如果生的是个儿子我就会打电报通知您,因为他要按您的名字来取名。但是由于生了一个名叫安娜的小姑娘,所以您只能迟些得到消息了。她是在我进行咨询时于今天3点15分出生的。”

    1912年安娜在维也纳的考泰季中学毕业,此后她没有上过大学。中学毕业后,她曾担任过小学教师。 从1918年开始,她开始参加父亲的精神分析工作,还被允许参加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星期三研讨会,并在弗洛伊德的朋友魏格纳·乔莱格教授的维也纳精神病教学医院里参加古典精神分析的学习。1923年开始做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1925—1928年曾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并担任维也纳精神分析教育学院院长,她还积极参加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并担任过该会的名誉主席。1928年她发表了《儿童分析技术导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她的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开创了儿童精神分析的治疗法。1936年她发表了著名的《自我与防御机制》。1938年,由于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安娜陪同父亲逃离维也纳,流亡到英国伦敦定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德战时保育院工作,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此期间她和一位同事,美国人多萝西·伯林海姆合著了三本书,《战时的幼儿》(1942)、《无家可归的婴儿》(1943)、《战争与儿童》(1943)。战争期间她创办和领导了汉普斯特德·韦尔保育室,战后她又创办了汉普斯特德儿童诊护所,在那里她开设了儿童心理治疗课程,并对精神紊乱的儿童和成人进行临床诊断和分析治疗。此外她还开办了一个健康儿童科,一个因社会案件而设的幼儿班和一个专收盲童的幼儿班。1952年起她担任这个诊疗所的所长直到1982年逝世。由于安娜·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特别是儿童分析的卓越贡献,许多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其中有美国的克拉克大学(1950年),杰佛森医学院(1964年),芝加哥大学(1966年),耶鲁大学(1968年),她父亲的母校、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1980年)。此外美国政府还曾授予她“麦迪逊奖”,英国政府也曾授予她大英帝国骑士爵位。1982年10月9日,安娜·弗洛伊德逝世于英国伦敦,享年87岁。

    安娜·弗洛伊德长得很美丽,是弗洛伊德的指环门徒。于1918年她23岁时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直到1922年中断,Anna每周接受6个小时的分析,时间在晚上10点钟。另一阶段的分析从1924年开始。尽管其他资料描述了在1925年后分析的终止,但从Anna和Eva Rosenfeld的信可以清楚地看出,Anna直到1929年9月仍在接受她父亲的分析治疗。在1927年9月给Joan Riviere的信中,弗洛伊德用明显的紧张感将自己描述作为“控制性的分析治疗师”。直到1970年,Anna的分析师的身份才被人知道。就在那时候,作为一个成年人,Anna以前的被分析者Peter Heller(弗洛伊德的被分析者Dorothy Burlingham的女婿)在Dorothy在场的情况下,问Anna谁是她的分析师,她会意地和Dorothy交换了一下眼色,但保持了沉(P.Heller,personalcommunication,4月6日,1991年)。 在给他女儿分析的最初时期,弗洛伊德也为Abram Kardiner作分析,在一次为Kardiner分析的时间里,弗洛伊德提到了Anna及她的未婚状况,请Kardiner为他参谋。Kardiner已经听说了Anna接受他父亲精神分析的传闻,但他并没有问这个问题。Kardiner相信弗洛伊德的很多男性追随者都企图成为他的女婿(49)。Anna一生未嫁,她一直陪伴她的父亲度过他的余生,作为一个同伴、打字员、合作者、保姆。尽管她未受过大学教育,但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她还是得到认可,而且非同一般。到底是怎样的不平常呢?那就是她的分析非常实在。在她获得学位时,弗洛伊德已62岁高龄了。他认为Anna的分析非常有效体现在两篇理论性文章里,那就是“一个被打的孩子”(1919年)和“性别之间解剖学差异的若干精神结果”(1925)。在1935年弗洛伊德给Eduardo Weiss的信中,他显然是用成功来形容她的治疗。(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实际治疗方法中的匿名、中立和保密原则 ——对43例个(1907-1939)的回顾性研究 作者:David J.Lynn,M.D. 和George E.Vaillant,M.D. 武汉中德心理医院(430012)  张泉水 译  曾奇峰 审   Am J Psychiatry 155:2,163171,Februar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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