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伦敦国际健康展上，在展厅里一个只有36×6英尺的小小展台上，堂而皇之地标着“人体测量研究室”。展台里面有3位服务人员，长桌上摆着一些简单的仪器，其中有一个摆锤和一个反应键，一个手柄和转盘，一台光度计，用它可以比较小块的色彩，还有一个长管子，在助手往里充气时，它可以发出一阵哨音，音调可以通过调节管子终端上一杆有刻度的螺丝来调高，直到访问者再也听不到为止。参观者只需花3便士的费用，就可以测试和测量13项特征：反应时间、视力和听力的灵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断长度的能力、拉力和拧力，吹气的力量、身高、体重、臂长、呼吸力量和肺活量。人们为什么愿意花3个便士去获取这些数据，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不过，在展览期间，共有9337位参观者真的付了钱。也许，这项活动本身就是值得奖励的；在那个时代，推确测量正成为科学的品质证明，它有很高的威望，哪怕人们在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
如果说，到“人体测量实验室”参观的人思想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其经营者倒是有的。他就是弗兰西斯·高尔顿，一位小个子的秃顶男子，他有白色的鬃脚，极具穿透力的蓝眼睛，突出的鼻梁和狭长的嘴，这些都给他一种大个子男人可能会嫉妒的权威风度。高尔顿是位业余的心理学家，他相信，人与人之间智力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遗传所致，因此，应该奖励智力最好的一些男士，这样的话，社会就可以使人类的进化得以进步。可是，怎样认出这些人呢？他相信，若干遗传的生理特征或者能力，持别是感官和反应时间的敏度，都与智力相关联，因而是辨识这些人的标准。（他之所以这样想的原因，是他自己的两项观察结果：首先，智力迟钝者的感官分辨度较差；第二，因工作要求而产生的感觉敏度，比如钢琴调音师、品酒师或者羊毛分捡者通常都是由男人进行的，他相信，这些人比女人聪明多了。）
高尔顿的遗传也许先天就决定了他的智力观。一方面，他是著名的医生和植物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曾孙（另一个曾孙查尔斯·达尔文是高尔顿的堂兄弟）；另一方面，他还是极成功的银行家的孙子和儿子。可是，他还有另外的长处。早先，他曾收集了大量杰出男人的家谱，并证明，显耀──他认为这跟智力没有什么分别──是以家庭为单位传播的。
尔顿自己花钱租用展台展示“人体测量实验室”，正是为了进行测试，以测量与智力相连的生理特征，并收集成果。这样一来，他就开启了一条心理学研究新形式的先河，与冯特当时正在莱比锡大学进行的实验研究完全不同，与通过内省法在哈佛实践的詹姆斯也不同，与“谈话治疗”的弗洛伊德正在维也纳与布罗伊尔商讨，并于不久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使用的方法亦有差异。不管大家对高尔顿的观点作何感想，他本人倒不是一位花花公子，不是维多利亚时代闲极无聊的沙文主义者，而是一位有超凡智力天赋的科学家，他有热情，有好奇心，也有对工作的专注。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学者，一位成功的发明家，一位赢得过大奖的地理学家，权威的游记作家，气象学家，他开发了第一套鉴别指纹的实用方法，第一个使用对成研究法来挑开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他还发明了关联分析法，这是心理学和其他科学当中最有价值的研究工具。最为重要的是，高尔顿是第一位使用智力测验的人，因此，他也就宣布了一种心理学研究的新形式，也宣布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个体差异。其他的心理学家，特别是冯特派的心理学家，都在寻找万用的心理学原则，比如，对一种声音产生反射反应和有意识的反应各需要多长时间。高尔顿在寻找个体特征之间的差异（比如反应时间）以及这些差异与他们其它的特征和能力之间的关系。
高尔顿对个体间差异的兴趣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心理学在英国的地位。与德国大学不一样，英国大学不支持心理学，没有建立心理学实验室，也不设心理学系。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人不是把它当作生理学或者心理疗法下面的一个专业，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并当成一个个人爱好。在德国大学，高尔顿也许很可能就被导入生理心理学；而在英国，他可以自由地要求使他成了一位极有天赋的人物的东西，而且宣扬社会如何可以增多像他这样的人的人数。高尔顿1822年出生于伯明翰，远远早于冯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不过，他对心理学的贡献都是在中年和晚年作出的，因而与前面几位几乎就是同时代人。高尔顿少年老成，在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里，他是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两岁半就开始读书，5岁前就可以读任何英语文体了，懂很多拉丁文，懂一些法文，还能解决最基本的算术问题。6岁时，他上当地一所学校，瞧不起其他的孩子，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麻米翁》，也不知道《伊利亚特》，7岁时，他就把阅读莎士比亚和普薄的作品当作消磨时间的办法了。
这颗极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学校显得十分暗淡，这里强调死记硬背，而自然的好奇心和独立精神被鞭打、布道和惩罚性的课外作业所压抑。他转到剑桥去连声招呼都没打：他感觉自己处在出人头地的压力下，整天被考试和学习成绩不如人所困扰。到三年级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能够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也看不到可以成为顶尖生（数学成绩特别好的荣誉生）的希望，他慢慢患上了心悸、头晕和走神的毛病。“头脑里面好像有台榨机在转，”他还说，“无法排谴这些念头，有时候我连书都看不进去，光是看到有字的纸都烦。”在精神崩溃的剧痛中，他离开学校回家了。只有在后来决定不去竞争荣誉生而只当普通生毕业后，他才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他对考试和学习成绩的名次耿耿于怀，一直留在心里，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剑桥毕业后，高尔顿完成了医学培训（这他早就开始了），可当他父亲于1844年去世时，他已经很富裕了，因此放弃了行医的打算，过了好几年的绅士生活，骑马、射击、赴宴和旅行。可是，富闲的生活对他无法宁静的大脑来说远远不足以使他满足，因而，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在咨询了皇家地理学会后，决定花自己的钱到西南非腹地进行两年的探险生活。他带回了大量制图信息，使原来地图上的一片空白有了内容，而在31岁的时候，他被授予这个学会的金奖，并被表彰为杰出的探险人。
1853年同年，他结了婚，而且让自己的旅行生活稍加收敛了一些，通过写游记来保持自己对冒险的兴趣，并帮助别人安排一些大型探险活动。可是，这些活动不能长期使他满足，因而，他转向了发明，生产出了一系列有用的装置，其中包括印刷发报器（电传的前身）、一种改进的油泵、一种橇锁销的装置、一种旋转蒸汽机和一种潜望镜，这种潜望镜可以使他在拥挤的地方越过高个子看一些地方。
到他40岁的时候，因为需要一种新挑战，他捡起了气象学。他曾想到，他可以通过最近研制出来的一种发报器同时收集不同地方的天气数据，把这些数据弄在一张图上，看看重要的模式是否能够变得明显起来。当他这样做，并把具有同样气压的点用线条连接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它们可以描述几近环形的低压区和高压区（气旋和非气旋），其在地表的运动就是预测天气的基础。
约在同时，高尔顿终于来到他一辈子最感兴趣的领域，即智力的遗传。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他划时代的《物种起源》，这部著作极大地影响了高尔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达尔文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在任何物种的成员之中，都有少量遗传的变化或者差异，进化是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发生的。尽管《物种起源》主要是针对动物而言的，但高尔顿把它的结论运用到了人类中。他推想，人类物种的进化也可能是通过有最好的大脑的有及其向子孙传递的天生的心理优越性而发生的。
这与高尔顿在剑桥时期的印象是一致的，即许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荣誉和高分，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都是能赢的人。高尔顿现在设想并进行了一个有价值，如果不说是繁重的研究项目：他检查和统计一些家庭，一些在过去40年时间内赢得了剑桥的古典知识和数学高分的人。如他所料，高分一直是被一些特别家庭的子弟所获取的，这个比例极不匀称。他于1865年发表了自己的结果，从那以后，他的生活与工作就一直围绕着人类心理能力的遗传本质和通过选择繁殖而改进人类。高尔顿一定感到这是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恶作剧，因为他和妻子从没有能够生出孩子来。一位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学家可能会说，他对这个课题的固结是对他不能生育的补偿。
尽管高尔顿在剑娇一直不能拿到数学荣誉，但他的研究方法却是有数学特征的；跟古希腊雄辩家狄摩西尼一样，虽然有语音障碍，可偏要成为演说家一样，高尔顿使自己的弱点变成了最大的长处。他研究智力，或者说是研究任何使他感兴趣的问题的办法，就要找到某种能够计量的东西，这样他就可以计算比例，比较平均值，然后得出结论。在非洲，他测量了当地妇女的一些数字（在一个明智的距离之外），在与英国妇女的相应比较时，他发现这些数字相当不同。回到家后，在他到过的城市里，他记录了遇到的女人是漂亮、一般还是很丑的数据，他发现，漂亮女人的发生率在伦敦最高，在阿伯丁最低。在科学会议上，他数过每分钟发生烦躁不安的次数，在一个由50名听众组成的样品会议上，他发现，当讲演使听众感兴趣时，烦躁不安的情形会减少。
高尔顿1869年出版了《遗传天赋》，这是他第一部，也是他论心理能力遗传的4本书中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他在该书中的方案是要选择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人，看看在这些人的家庭中，才智的普及率与一般家庭比较起来有多高。他的超常心理能力的标准，在这个时候，是在公众中的名声：
“我认为社会及职业生涯是一个连续的检查。一切都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好感，也为了在自己的职业里获取成功，他们取得的成功与对他们总体的优越之处的普遍估计成比例。”
为了确立这样的声望（因而是心理能力）有多么频繁，他计算了1868年和更早些年《伦敦时报》上的讣文，结果发现，在超过中年的100万人口当中，只有250人登了讣文，也就是只有四千分之一。
然后，他又着手将一些杰出人士家庭中的显著人物的比例与之相比较：如自宗教改革以来的英国法官、过去几百年以来的首相和著名军事首领、文学人物、科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和新教神职人员的抽样结果。他计算出，这些人出现的比例与四千分之一的比例少得多；他估计，他们的频率为百万分之一。如果天才是遗传的，他应该在他们的亲戚中发现一个比百万分之一甚至四千分之一的比例大得多的杰出人物出现率。
高尔顿是根据“平均值的偏差率”来作为其对天才人物稀少率的估计的。这个定律是在那个世纪的初期由一些数学家推算出来的，他们要表示天文观测和靠运气赢牌的游戏中的数字或牌型的误差分布率。可是，它也适用于人类特征的可变性。1835年，比利时天文学家阿道夫·奎特勒利用有关法国兵员的信息报告说，一些人很高，一些人很矮，其他的人都处在中间，最大数量的人是平均值或者接近平均值。这个数据，如果在图形上表示出来、就会得出一个钟形曲线，大部分人都处在中间位置。从中间开始，越向两边走人越少。人类特征的“正常分布曲线”概念在今天是如此熟悉，但这个问题在奎特勒的时代竟然会成为一个新发现。
高尔顿推想，有关身高的实际情况，在人体的其他一些特征中也应该是一样的，如脑重、神经纤维的数量、感官灵敏度──因而也就是心理能力。果真如此，一个人的心理能力就应该遵守正常分布曲线。他把人类智力曲线分成16个等分──8个在平均值以上，8个在平均值以下──然后，根据曲线的形状计算每段的人口比例。他说，两个最高的段加起来只有百万分之二百四十八，这符合四千分之一的杰出人物讣文比例。可是，在曲线的两端，人数变得很少。真正杰出的人只有百万分之一，而且，他希望证明的是，这些人是天生如此，而不是造就或者自我教育而成的：
“有人提出，婴儿生下来大都差不多，而且，在一个孩子与另一个孩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造成差别的惟一原因就是稳步的教育和道德培养，我对这个假设没有什么耐心……对于天生平等这样的观点，我是持权力反对意见的。育儿园、中小学和大学的经验，再加上职业生涯的体验，都是与此相反的证据。”
高尔顿感觉确定的是，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他的原话），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天生能力一定会得到成功的嘉奖：“如果一个人有很高的智力水乎，有愿意工作的急迫心情还有工作的力量，我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被压抑住……（反过来，）他一定会受到万众的欢呼。”
高尔顿在宗谱研究上付出的辛勤劳动得出了成果，他发现，在他抽样调查的286位法官当中，约有九分之一是另一位法官的父亲、儿子或者兄弟；另外，在这些法官的亲戚当中，还有许多人是主教、海陆将军、小说家、诗人和医生。在这些人的家庭里面，杰出人物出现的几率比在普通家庭里面的出现几率高好几百倍；杰出人物其他方面的特征亦是如此。他总结了有关杰出人物所有范畴里面的数据，并报告说，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有杰出的父亲，百分之四十一的人有杰出的兄弟，有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有杰出的儿子。另外，一位杰出人物与其亲戚的关系越近，这位亲戚也会出名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尔顿很高兴，因为他已经彻底证明了他提出的假设──“人天生的能力来自遗传，与整个有机世界的自然特性遵守同一些严格规律。”
现代心理学家可以指出高尔顿方法学中好些天真的缺点，尤其是没有能够指出杰出人物成长的环境；如果大部分人是在极有利的环境中成长的，这些数据也许就会得出环境和遗传具有同样的影响力的结果。可是，不管高尔顿的方法中存在什么样的局限，他已经确立了智力当中的遗传性，认为它是心理学研究当中一个有效的课题，从那以后，情况也的确如此。可是，高尔顿的名声却蒙上了污点，因为根据其发现和历史给他显示出的意义，他提出一种社会政策。正是他合成了“优生学”这个术语的，从他1869年出版有关遗传天才的第一本书，到1911年死时为止，他一直认为，如果社会鼓励并奖励优秀人种的繁殖，社会就一定会有改善和进步：
“（优生学是）改善血统的科学，它……认识到各种影响力的作用，而这些影响力倾向于以无论多么渺小的程度给予更合适的种族或者血统以更好的快速发展的机会，而不是给予那些不那么合适的种族以否则也会很快的速度发展的机会。”紧随着纳粹分子企图鼓励纯种“雅利安人”的繁殖，消灭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被他们认为是人类害虫的人种之后，高尔顿的这个观点看上去就十分可怕了。按照他的传记作家们的说法，高尔顿本人看上去却是位温文尔雅和举止不俗的人，显然不是种族灭绝论的倡导者，可是，在有关对于不想要的民族的合适处理这个问题上，高尔顿所说的一些话就已经离这条线很近了：
“我看不出，等级制度的蛮横之处，怎么可能会妨碍有天赋的社会阶层，因为他们有能力用慈爱对待同胞，只要他们保持住自己的独身生活。可是，如果这些人还接二连三地生出一些道德感、智力和生理素质都很差的孩子，很容易相信，这些人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并且使许多仁慈之举前功尽弃的一天也许就会到来。”人们兴许会想，像这样一位把自己所属的这个种族以外的种族都看作下等人的人，他一定就是个种族歧视分子，可高尔顿却不是。尽管他估计黑人的平均智力比英国人低两个级别，但他却认为英国人比古希腊人的智力水平也低两个段位；他还说过，他倒想去调查一下意大利人和犹太人：“这两个国家好像都有很多具备高智商种子的家族。”高尔顿有关优生学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今日心理学的任何一个部分，不过，他的这些想法倒是引导他发明了一些在这个领域里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心理特征遗传学上的家族研究只是其中一例。另一例，也是更有用的一例是由对《遗传天赋》的评论引起的，这个批评指出了环境对智力的影响，特别是由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康多尔提出的统计学数据，证明伟大的科学家倾向于来自气候温和、宗教宽容、政体民主和有健康商业兴趣的国家──这些都是环境的影响。
这刺激了高尔领，使他想到要去区分遗传和环境在显著成就中的影响，特别是对科学的影响。1874年，在《科学英国人》中，他很公平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对进入了语言的基因及环境对成长影响的论述非常简洁：
“‘天性和教养’这个词组是词汇方便的二轮马车，因为它把性格所从构成的无数元素分在两个不同的名目之下。天性是一个人随身带到这个世界里来的一切；教养是他出生之后对他造成的每一种影响。区别很清楚：一种使婴儿就是它实际的样子，包括它潜在的生长功能和意识；另一种提供生长的环境，这样，天性的倾向可能会加强或者受到阻碍，或者会造成全新的环境。”
为了了解天性和教养在科学成就上产生的作用，高尔顿发明了另一个新的研究工具：自我问卷。他设计了一套问卷，让被调查者回答有关民族、宗教、社会和政治背景、性格特征和甚至头发颜色及帽子大小的问题，再将问卷分发给皇家协会的200名会员。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有：“您的科学品位看上去有多少像是天生的？对科学的这些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在成人之后因为某些事而产生的吗？如果是，是哪些事件呢？”
尽管问卷长得“惊人”──高尔顿自己无奈的用语──但大部分受试者都完成并寄回了问卷。（这是历史上第一份此类问卷；今天的研究者们也许不会遇到这样积极的配合。）高尔顿将反馈列入表中后发现，大部分人相信他们对科学的兴趣是天生的；另一方面，大部分反馈者在教育对他们的帮助或者阻碍这个话题上有很多要说。高尔顿感觉到非得承认环境因素不可，特别是教育，它可以加强或者阻碍科学资质的发展，科学资质的遗传并不一定就会引向成功。可是，他认为，遗传资质是科学成就中最为基本的因素，这一点已经显示出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研究方法在不断发展，人们会发现，高尔顿的问卷和他对数据的分析都有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其中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受试者成功因素的问题，只会得出非常主观的答案。另一方面，高尔顿没有把问卷交给一些不那么出名的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们来做；第三方面，他没有办法（虽然后来他又发明了一个）用数学办法来衡量任何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因而就无法评判到底是偶然还是重要的因素。不过，高尔顿使用的问卷和数据分析法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发明，并且，从此之后就成了心理学研究当中重要的工具。
在接下来的10年中，已届中年的高尔顿工作更加勤奋，他致力于个人之间的心理学差异的研究。1883年，他发表了一个杂篇，书名是《人类才能及其发展探索》，里面讨论到了约30个不同的课题，这是科学与思辨、数据和猜想、统计与传闻的奇妙结合。其中一些本来是要传达科学的意义，结果却变成了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男子的偏见集。比如，在论“性格”这章里，高尔顿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提出妄断说：“在妇女的性格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别之处，那就是，她们反复无常，喜欢仍促作态，不像男人那么直截了当。”他在进化论基础上证明这个观点：在追求配偶时，如果没有雌性的犹豫和雄性的竞争，“种族可能会因为没有性选择而降低水平，而做爱前拖泥带水的前戏正好就是要提供性选择机会的”。
可是，（人类才能及其发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极有创见的科学研究成果。有一种是要解决唤取心理图像的能力的。高尔顿发现．许多非科学家都以非常鲜明的心理图像思考问题，而许多科学家都是以纯粹抽象的用语来思考的，而他推想，唤取鲜明心理图像的能力会妨碍以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形式思考问题。在另一份研究中，他报告了他发明的词汇联想测试；他设计了一个由75个刺激用的单词构成的单词表，让自己一个一个地看这些单词，把自己想到的两个或者三个联想单词写在旁边。他所学的大部分单词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比如，重复测试时，他会得到同样的联想词。可是，他观察到，许多联想单词是从他自己的经验中得来的，而别人是不太可能跟他产生同样的联想的，这个发现有极重要的价值。结果，词汇联想测试成了研究个体间性格特征差异的主要手段。另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是高尔顿的另一个发明。在苦苦思索如何演示天性和教养对意识和性格的影响这个问题时，他想到了一绝妙的主意：检查“两个儿时极相像，但后来分开养；或者原来不太像，后来却一起养大的双脑胎后来的情况。”他知道，双胞胎有两种：有些属于在生理上几乎一模一样的，另一些与普通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性差不多。如果两个双胞胎原来很相像，可后来却又不太相像，这可能是后天的教养使然；如果两个原来不怎么相像，后来却一起同样哺育，因而长得很相像，则很可能是天性使然。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假设，不过，高尔顿证明它的方法却很粗浅。他给认识的双胞胎或者他们的亲戚寄去问卷；他还请他们把其他一些双胞胎的名字告诉他。最终，他找到了94个例子，其中80个“极相像”（也许一模一样），35个提供了足够派上用场的细节。
他对双胞胎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逸闻趣事构成的；报告讲到了一些跟人开玩笑的双胞胎，或者，由于校长分不清哪一个应该受处罚而同时处罚两个人，还讲到有时候弟弟会去追哥哥的女朋友，等等。可是，当高尔顿对档案材料进行分类，希望找到后来性格不一样的双胞胎，他发现，对某些人来说，“肉体和意识的相像到老一直不变，不管生活的环境如何不同”。其他人没有显示出差异，而在每种情况下，这都是因为一种疾病或者事故只影响到了其中的一个。对照而言，儿童时期不相像的双胞胎（可能是兄弟），哪怕是在一起以一样的方法哺养，可在许多年里仍然不相像。
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他宣布的内容，可是，他说：“这个结论没有例外，即，当教养的差别不能够超过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阶层的人群中常见的那种东西时，天性会极大地胜过教养。”按照现代的观点，这项研究过于简单化，不准确，而且远远构不成一个结论。但是，这仍然是个值得注意的首次，双胞胎研究方法一直以来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策略，而且也是评估遗传和环境对智力、性格特征和其他心理学特征的影响上几乎最有决定性的办法。最后，高尔顿还在《人类才能及其发展探索》中讨论过一系列的心理测试，以便于快速简单地辨认较高智力的人，因而成为他通过优生学来改善人类的庞大梦想的一部分。《人类才能及其发展探索》发表的那一年，他开始在国际健康展览会上尝试他的试验。展览会闭幕后，他得到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许可，在那里再进行几年实验室试验。他在这个时期发明了一系列新的心理测试办法，其中有一根铁棒，上面刻有不同的距离．以测验估计长度的能力。有一块转盘，用来测验判断垂直度的能力，一套重物按照重量排列起来，还有一些瓶子，里面装着芬芳物质，瓶子按气味浓度排列起来。高尔顿已到了60岁，这个年龄远远超出了科学家们作出其重大贡献的年头，而他却是在这个时候取得重大成就的。相应地，这项工作花费了他毕生的精力，一辈子测个没完。他在“人体测验实验室”里面进行的每一种测量都得出了一个钟形的或然曲线，可是，高尔顿感觉到，如果他能够发现不同的几套测量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兴许可以从中收集到其它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有些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个子较高的人倾向于更重些──可是，其它几组测量结果中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它们当中的哪些一起变化，而且变化的角度相同？只有了解数据是如何相关的，哪些测量与其他一些测量没有什么关系，他才能设计一套理想的测试来指示智力情况。
在他进行遗传天才研究时，其中的一个奇怪发现使他开始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父母不同寻常的孩子一般不那么与众不同。比如，从生理特征上来说，父母很高的孩子倾向于不那么高，不过仍然高于平均值，而父母很矮的孩子却不那么矮，可平均还是比别人矮，这个倾向，高尔顿把它叫做“回归平常”（后来，这个词变成了“回归中间值”）。他希望知道，它在指示遗传力量上有什么意义，以及如何以数学方式表达出来。从表面上看去，这似乎就是一个纯粹的智力谜，但结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将成为心理学和其它许多学科当今最为有用的研究工具之一。
高尔顿工作的成果是个矛盾。尽管他在方法学上的许多发明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可是，他的名字对大部分心理学家没有什么意义，而对一般公众更是闻所未闻。他长期于大学氛围之外进行研究工作，没有创立任何心理学学派，没有指导博士论文，弟子也没有几个。另外，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给予人以启发的理论，可世界只记得后者，哪怕真正有创见的研究方法经常是伟大思想的通道。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矛盾。对个人间智力的差别进行测量，这是高尔顿一生的主要目标，它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从目前这个世纪的早期就开始了—可并不是通过他的方法。尽管他想到过，也创立了心理测试，可是，他的名字并未与今天使用的任何测试法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80年内也没有；除了心理学历史以外，如果说还有人记得他的话，那不是因为他是心理测试的创始人，而是优生学的创始人。
在大不列颠，高尔顿是一门个人差别“新心理学”的创立者，可是，几乎没有任何英国心理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是高尔顿派的。在19世纪晚期，大部分英国实验心理学家都去了德国学习培训，并将冯特过程及理论带回了英国。他们采纳了高尔顿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学上的发明创造，可是，还是认为他们自己属于冯特派。德国新心理学比在英国享有高得多的声望；这是大学系统内的产物，因而是“纯”科学，而高尔顿的思想和方法学的发明创造却是一位有天才的业余学者弄出来的产品，而且是服务于实践用途的。
高尔顿的影响在美国是很大的，可是，在这里，同样也不是以心理学学派的形式出现的。到上个世纪之交时，许多美国心理学家都成了结构主义学家（冯特式的），他们对个人差别的测量没有什么兴趣。到1905年，功能主义（詹姆斯学派）处于控制地位，可是，尽管他们对高尔顿的许多观点意见一致，可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远远大于他的心理学，他们认为自己是更高级别的理论学派。许多美国心理学者当中最出名的一些人物，如约翰·杜威、詹姆斯·罗兰德·安吉尔、乔治·H·米德、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尔、爱德华·李·桑代克和罗伯茨·S·伍德沃思，他们都跟詹姆斯一样，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心理生存的进化论及其社会等同物，即出人头地的愿望。没有哪个人把自己叫做高尔顿主义者，可是，他们都共有一个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因此，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高尔顿的测量方法很有价值，因为这些方法对个人间的差别的判定如此实际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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