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一般认为，我国当前的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事业刚刚起步。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方方面面的努力，我们国家的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事业必将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兴旺、繁荣。作为一个推论，所谓“中国人难接受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自然也只是一个暂时的判断。果真如此吗？
心理咨询一定程度取代了神父或牧师
坦率地说，就中国人为何难接受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而言，上述“初步发展阶段论”只解释了问题的一半甚或是一小半。因为，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科学技术，也不单单涉及科学制度构建，更触及到深层的文化元素及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应对。
从逻辑上说，我们是否接受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最核心的决定因素在于其是否具有权威性。当然，这种权威性有不同的层次，如专家的权威性、咨询机构的权威性、使用方法的权威性等，但最终的权威性是其背后理念的权威性。
我们知道，西方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对心理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有一个主要的方式是求诸宗教，而神父或牧师就是上帝、基督在人世间的代理，他们无条件地接受教民前来倾诉自己内心的烦恼、焦虑、痛苦、原罪感，并代表着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他们指点迷津；随着“上帝死了”，科学发展了，心理学也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了，于是乎，心理咨询专家和心理医生就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神父或牧师的“代理”地位。
事实上，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的权威性正在于其背后的科学理念，即认为人们之所以出现心理障碍问题是其心理活动偏离正常规律，而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可以按照心理活动规律帮助人们解决心理问题。可以说，尽管西方学者已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如精神分析、行为治疗、认知心理治疗、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等，且其相互之间还有流派、门户之争，但其背后的理念及其权威性不外乎如此。
心理问题真是科学能完全理解和解决的吗？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从来就认为，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可能是神秘的心灵问题，但更主要是综合性的现实人生问题，故不可能完全由科学的方式来理解和解决，自然，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也就缺乏最终的权威性。
将深层次的心理问题看成综合性的现实人生问题，其主旨就是将人心看成人生的主体，看成自身与外界(事物、人事)会通的抽象标志，故人心若出现问题，自然得求诸有关整个现实人生的理解和解决。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家心性理念大行其道。确切地说，与道家和佛教及各种民间宗教、命运观念浓厚的神秘色彩不同，儒家思想通常将神秘的心灵问题暂时悬置起来、存而不论，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等。儒家着力讲心性，其实就是在讲人生，讲伦理道德，讲修身养性。
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或是认为自己难以完全合乎或实践儒家的道德理想，或是不认同儒家思想，但总还是从其它的人生角度来综合地理解和解决心理问题，如熟谙世事、通达情理等。事实上，中国文化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许多民间生存智慧虽不成系统，但都透射出对心理问题的综合性理解。
隐私泄露的恐惧心理令其却步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有一些国人认为心理咨询能理解和解决深层次的心理问题，或是认识到心理咨询能帮助当事人理解某些局部的心理问题，但有关隐私泄露的恐惧心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令其对心理咨询望而却步或难以真心接纳。
可能有人会说，心理咨询本身不是蕴涵了确保当事人隐私权利的价值理念、责任伦理吗？再说，难道我们中国人比西方人还重视隐私的保护吗？
的确，西方早期的神父或牧师代表着上帝，固然不存在泄露个人隐私问题；现代心理学家代表着科学，再加上权利平等观念及法制约束，似乎也不存在泄露个人隐私问题。
中国人通常认为心理咨询缺乏最终的权威
然而，我们中国人的权利平等观念还远未真正形成。因此，问题不在于中国的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从业人员是否有保护当事人隐私的真诚，而是心理咨询专家有可能在一个权利不平等的文化氛围中无意间泄露或实际上无力保全当事人的隐私，更重要的是，一般民众普遍存在一个隐私泄露的恐惧心理。在我们这个心理问题就是道德问题。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不缺乏隐私保护意识，所缺乏的只是隐私权利平等意识。所以，中国人可以在亲朋情义的名义下轻易打开个人隐私的闸门(其中自然有亲疏远近的不同)，但在陌生人及一般熟人面前却要极力禁闭个人隐私的闸门(甚至乔装打扮、以假乱真)，与此同时，还十分想挖掘到别人的隐私，而且，一旦亲朋情义发生裂变，随时可能泄露别人的隐私。
一般人与心理咨询专家或心理医生的关系当然是陌生人关系，而对中国人来说，陌生人关系要发展到心灵对话、人生对话的关系确实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看到，即便当事人因种种原因坐在心理咨询专家或心理医生面前，也往往话到关键处语焉不详、吞吞吐吐，也有人因在生活中久经考验能够面不改色地虚构出一个个“真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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