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您好。
主持人：刚才提到您这三个身份，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表面上看不大一样，但是作为是一个人的选择，我想肯定有他共同的地方，这个共同之处是什么？
毕淑敏：常常有朋友好像很惊讶，觉得我在做三件事情，但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件事情，我想这件事情就是始终对人的关注。
主持人：这三个身份哪一个更贴近于您那种想作用于社会的那个愿望，哪个更好地去实现？
毕淑敏：在我心中，它们真的是融为一体的，我会觉得我也可能哪一天就会穿上白大褂，又重新去做医生，因为我是一个有执照的医生，我也会在哪一天，比如傍晚突然铺开纸笔，写下我心中的那些不停翻滚的念头，也有可能当我看到有一些心理问题的时候，我也可能会跟人做这种比较深入的讨论，在我来说它们真没有特别截然不同的分别。
主持人：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一个身份更像一个过程，而另外一个身份更可能是一个结果，一个结论。
毕淑敏：对，我想那个结果就是对人性不断探索，这些行业其实都是过程。
在成为心理咨询师之前，毕淑敏更多的是作为一位作家的身份而被很多人所熟知，但在更早之前，她还曾经做过22年的医生。1969年，北京的“文革”正轰轰烈烈，不满17岁的毕淑敏，却悄然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西藏阿里高原骑兵部队当卫生员。这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面对巍峨寂寥的雪山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毕淑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
主持人：每个人关注到自己内心心理的活动，都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这样一个觉醒的过程，您的这个觉醒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毕淑敏：因为我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做卫生员，我觉得其实人的心理和生理是特别密切相关的，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比如说我做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病人过来，他说我夜里睡不好觉，失眠，如果比较简单的处置，我们就会问，你是睡不着还是特别容易惊醒，还是很容易早早醒来，因为针对这三种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的安眠的药物可以应用，我想一般的医生把这个情况问清楚，使用相应的药物，其实也就算是尽最大的责任。但是我可能就会想，一个人睡不着的时候在想什么，是因为发生了什么而睡不着，他睡不着是一个短期的情况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会和这个病人进行更多的交谈，我会知道，他们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其实就会关系到一个人的心理的状况，
我那时候想做一个好医生，其实不但要关注病人的生理，也要关注病人的心理。
主持人：您对自己内心的那种觉醒的关注，像您说的，开始思考我是谁，我要到哪儿去，我怎么度过这一生，是从什么阶段开始想这些问题的呢？
毕淑敏：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真的太早去想这些问题。
主持人：女孩子常常容易早熟，是不是常常有这个原因。
毕淑敏：我那时候16岁多一点，从北京到西藏的阿里去当兵，那时候资讯特别少，不像现在。
主持人：没有去也可以想象。
毕淑敏：对，那时候我们就没什么资料，我第一次到了西藏阿里那种雪原之上，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地球吗，是不是一个更陌生的星球了，在那儿因为是做边防军，面对这种高寒、缺氧，还有意外事故。我觉得那时候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来讲，这件事情真的是十分重大，而且特别严峻，我会觉得其实那种死亡的威胁对我来讲是近在咫尺，我就会想，我今天还活着，但是明天也许我就英勇战斗，也可能就牺牲。就算没有战斗，也因为高原缺氧，因为那种非常严寒，或者因为翻车，这样意外事故，我的生命都可能终结。我想我今天还掌握着我的生命，我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比较有意义，包括我会想，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现在知道那是一个哲学的问题，但当时不知道，当时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原始人。
主持人：那仅仅是冥想，能想出答案吗在那个时候？
毕淑敏：特别系统的答案没有，我想比较简单的答案就是我活一天，我希望自己做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而且希望这件事情不但让自己快乐，也能够给别人帮助。
主持人：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一种懵懂的对内心的关照，什么时候对内心的关注就成为您一直以来的好像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毕淑敏：可能因为我做医生这个职业，我觉得在和平年代里，可能除了交通警察看到死亡，我觉得医生是看到死亡最多的行业了，我觉得医生看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会觉得生命其实特别脆弱，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讲是特别宝贵的一个过程，我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过得很有意义，也希望别人的生命能够过得有意义。
对于人的心灵和生命的敏感，使得毕淑敏很早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986年，毕淑敏在34岁时，写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昆仑殇》，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她从此步入中国文坛。这期间，她边做医生边写作，一直到1991年，她决定退出从事了22年的内科医生职业，专心投入于文学的创作，迄今为止，她已发表近四百万字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她的作品中始终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探究对人物内心的关怀，尤其是她近期的小说《拯救乳房》，散文集《爱怕什么》等几部作品，更是被称为中国的心理小说和心理散文而备受关注。1998年，毕淑敏又步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开始进行心理学专业的系统学习。
主持人：到1998年的时候，您到北京师范大学读心理学博士，那个时候是因为一直对心理问题的关注到了非要梳理一下不可的时候呢，还是说写作到了一个阶段之后，需要再去充电？
毕淑敏：这两个原因说起来，我想都还是比较正当的原因。
主持人：还有不正当的原因吗？
毕淑敏：因为对我来讲这个原因是很偶然的原因，我有一个朋友突然骨折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知道有一个消息吗，说北师大在招收学生，有心理学的课程，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特别谢谢你告诉我，我说如果我去报名他们会收我吗，他说那我可不知道，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知道了这个信息以后我就想，因为做医生也是给人治病，写作其实也是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想其实世上有一门学问是心理学，是专门研究人的内心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特别想去学。后来我就到北师大去报名，去参加这种过程，最后他们就把我录取了。
主持人：您当时去读书已经是过了不惑之年了，据说在班上是年纪最大的学员，那时候读起书来还能静下心吗，学得辛苦吗？
毕淑敏：我觉得学得挺辛苦的，第一个是我因为没有相应的知识和准备，就像我刚才跟你说，其实是有很大的偶然性的，我并不是心理学本科毕业，这样循序渐进地学习后面的课程，我刚开始去听的时候完全听不懂。
主持人：有些理工科的内容在里头，实验这些。
毕淑敏：对，会觉得真的会很吃力，我记得我第一天听完课以后，因为中间没有地方休息，我就坐在北师大数学楼前面的椅子上，我心里面充满了迷茫，我想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来做这件事情，又这么辛苦，我到底要干什么呢？那天我想，而且一学下去就要很漫长的时间，我想我可能会不会半途跑掉，觉得太辛苦了。我记得那天下午，导师就让大家谈自己的心情，我当时特别明确地谈，后来我还跟他说，我说我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我觉得我也有理由成为成绩最差的学生。主持人：其实那种在社会上闯荡很多年的人，我觉得不容易静下心来再重新回到校园去读书，这个对您来说是一个问题吗？
毕淑敏：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在家里写作很久已经没有那种像一个小二郎一样，背着书包，从家里赶到学校，我在三年的学习里，我从来没有一次迟到过。
主持人：那太不容易了，经过这个学习的过程，所接触到的这些理论知识和您之前对人的内心的理解那种关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毕淑敏：我想可能是我对人其实有了一个更真实的了解，我想我们常常比较容易把人理想化，或者有的时候当自己受到很多伤害或者挫败的时候，就容易把人妖魔化，我现在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是特别丰富的，有内在的那种逻辑，也有他的那种挣扎不出的困境，我想这些不能够笼统地去用对、错或者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它，而其实人还有生命的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斗争和矛盾非常瑰丽多彩，是这样的过程。
在北师大主修心理学博士之后，毕淑敏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心理咨询所。出乎她意料的是，来咨询的人太多了，很多人为了得到她的诊治，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咨询者的执著和信任，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主持人：毕业之后您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心理诊所，那时候真的是想当心理医生了吗？
毕淑敏：觉得学了那么多理论，有一点像一个医学院学生毕业，我已经从理论上我知道是可以给人治病的，可是我不知道它真的可以治病吗。我想一个是就掌握了这些理论的知识以后，特别想用于实践。再有一个，我会觉得那时候已经慢慢感觉到，其实在我们中国现在急速变化的年代里，其实人们特别需要心理的帮助，我会感觉到这是一个有点使命感吧。
主持人：找您来看病的，两年期间有几百个人来看病，来做咨询，是不是这些都是您的读者，因为看了你的书才慕名而来的？
毕淑敏：其中真是有一部分是读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来探讨过文学的问题。
主持人：为什么读了您的作品，他们会觉得作家再加上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值得我信赖，或者值得我们去聊聊呢？
毕淑敏：我想他们好像因为读过我的作品，就对我有了一份了解，因为这份了解，就多了很多信任，当他们遇到自己很苦闷，或者是这种很困难的窘境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找什么人来帮助他，我觉得特别谢谢他们，把这么一份信任就给予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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